县镇高中（即县域内的普通高中）是整个县域内的最高学府，寄托着当地人们对于“教育改变命运”的期望。
然而，近年来“县中塌陷”的现象持续引发关注。“县中塌陷”，表现为某些地区县域内普通高中的优质生源与师资流失、教育质量下降。以及，从升学结果上看，县域内初中生升入本地高中的比例、县域高中生进入国内名校的比例都较十年前降低。
2000年代前期，县域内每年都有学生考入国内名校；2000年代后期，县中的生源、师资开始外流，出现县与县、地级市之间的恶性竞争。2012年之后，针对贫困县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如，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禁止名校跨区域招生等政策、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三统一”加分政策）出台，县中也纷纷采取自救措施（如，设置初中部、为留在本县就读的高中生提供奖学金）。县中开始“回温”“复兴”。
我们调研的湖南A县一中可以说是靠出状元将自己从“县中塌陷”的泥潭中拔出来的。该县曾是湖南省深度贫困县，直到于2020年“脱贫摘帽”。由于缺乏支柱性工业，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普遍。因而，A县留守儿童数量庞大，截止2019年底，A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约为5万人，其中留守儿童占60%左右。
1998-2004年，A县一中没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同时地级市的民族中学、一中和长沙“四大名校”在抢生源、师资。正好在2004年，学校出了省状元，状况才有所转变；并且到2012年政策出台之后稳住了本地的生源和师资。
对此，校长却仍然喜忧参半，他坦言学生成绩两极分化严重：“有考得上清北的，也有考不上本科的。尽管自己内心很关注本科率，但是县一中想要得到本地所有人的信任和资源，不得已需要出名校。2008-2009年学校没出清北，我们学校内部看考得不错，但外面的压力很大”。
“县中塌陷”的后果是，各县城高中为保证升学率、维持每年上名校的战绩，纷纷效仿“衡水模式”。
衡水模式是“衡水中学适应当前高考制度而形成的一种应试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学校如同一座高考加工厂，学生如同工厂中的机器不停运转，在备战氛围和题海战术中失去了创造力”。而它的县城复制品同样以加大教学强度的方式，提升所有学生的成绩，并强化以成绩为标准的班与班之间和班级内分层对待，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几个“好苗子”身上。
我好奇，在强筛选性的应试教育体制和高学习强度的县镇中学里，学生真的是没有主体性的“考试机器”吗？如果不是，那么县镇中学生的主动性体现在哪里？
2021年初，我所在的一所教育公益机构“PEER毅恒挚友”（下称PEER）发起了“县镇中学生画像研究”项目，听学生讲述自己当下的困惑与需求。
为此，我们三位研究员分别前往三所PEER服务的县一中（2所在湖南、1所在广西，均为少数民族地区和曾经的全国贫困县），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驻地田野工作。PEER在校内设立了一个名为“PEER空间”的朋辈空间。学生常在上午的大课间、午饭和晚饭时间、体育课、晚自修之后的碎片时间来到PEER空间做各种活动，一天加起来一般不超过2-3个小时。
媒体对县镇高中生的刻板印象
“小镇做题家”的标签似褒实贬，是较为精致而隐秘的污名。
“小镇做题家”指涉那些出身于乡村和小县城的、善于考试的青年，他们在高考中幸存，获得了高等教育的入场劵。因此，在许多县城高中生的朴素认知里，“小镇做题家”也就是“好学生”：他们踏实刻苦，通过读书考上大学，成为“寒门贵子”。
由于缺乏必要的应试能力和分数，许多县城高中生往往觉得自己“不够格”成为“小镇做题家”。“我觉得我不配啊， 我还菜着呢。通俗地来说，我做题量不够 。”“我不是做题家，因为我并不擅长做题，所以我不是。”甚至有的开玩笑说“我是小镇摆烂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