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新冠疫情和地缘动荡的冲击，过去三年全球私人和公共债务水平都已攀升至历史新高。高负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影响引发了人们对长期经济增长疲弱的担忧。尽管大量的研究集中讨论了债务总量变化或企业债务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本文从宏观政策角度出发，研究了在通胀变化条件下，不同债务类型（企业债务、家庭债务、政府债务）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通过对全球190个国家通胀水平、债务累计和经济增速变化的长期观察，我们发现了在通胀变化过程中，不同部门债务累计（居民部门债务累计、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累计、政府部门债务累计）与经济增速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发现，随着全球通胀率由负值不断上升并接近3.3%上下水平时，家庭部门债务累计对经济增速具有显著支持作用，而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债务累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逐步减弱。然而，一旦全球通胀超过3.3%或长期处于负值区间，不同部门债务累计对全球经济的整体支持作用将消退。
从不同市场来看，发达国家的通胀水平控制在2-2.8%时（平均值2.35%），不同部门债务累计对经济增长支持作用最显著。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水平控制在2.5-3.7%时（平均值3.07%），不同部门债务累计对经济增长支持作用最显著。从现实经济意义来看，后疫情时期随着中国迈入经济复苏阶段，防止经济恢复过程中出现通缩风险，保证通胀处于合理目标区间，将有助于经济部门在稳杠杆或恢复杠杆过程中更有效地支持经济增长。
通胀、债务、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根据IMF的最新统计，2021年全球债务（公共部门债务、家庭债务、非金融类企业部门债务之和）为23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47%。面对过去三年持续的疫情冲击，尽管公债和私债整体规模较2020年有所下行，但仍然处于历史高位。现有经济学文献围绕债务累计，主要集中研究债务总量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Blanchard, 2019)。我们的研究从宏观政策目标的角度探索了在通胀变化条件下，不同债务类型（企业债务、家庭债务、政府债务）如何传导影响经济增长。
我们采用了Fouquau et al.（2009）所改进的动态平滑转移模型对1980-2021年间全球190个国家的债务累计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关于因子的选择因变量，本文分别以各国通货膨胀CPI和GDP的同比增长率为因变量，衡量一个经济体的价格压力和经济增长状况。关于非线性的解释变量，本文使用不同类型的债务积累作为非线性部分的解释变量并进行线性和非线性检验，我们将债务累计水平分别划分为家庭部门债务累计（household debt）、政府部门债务累计 (government debt)、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累计 (non-financial corporate debt)。考虑到全球不同国家不同部门债务水平的数据可用性，我们分别采用该国家庭、政府、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占该国GDP总量的比率来衡量债务累计水平。除了非线性解释变量，我们还使用了债务激增指数、GDP增速、贸易收支平衡（净出口占GDP比重）、市场发达程度、地理分布作为控制变量。我们的模型发现，随着全球通胀率（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变化, 不同类型债务累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