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的疫情相信留给每个人的思考很多很多。作为一名经济学者，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一直在关注和思考政府和市场在抗疫过程中扮演的可能角色问题。
理论上，防疫问题涉及外部性很强的公共品提供问题，例如病毒传播链条的及时阻断和被感染小区的封控等。即使在崇尚放任自由，把政府仅仅理解为“守夜人”的新古典经济学，也鉴于外部性和公共品提供的独特性（由于公共品的非竞争性与非竞争性容易使每一方期待免费搭另一方的便车，最终无人提供公共品），赋予政府作为以税收集中提供公共品的职能。而以林毅夫老师为代表的为数众多的经济学者则持续不断地鼓吹有为政府理论。该理论认为，有为政府通过积极产业政策制定，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因此，无论从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有为政府理论都为政府在防疫过程扮演积极角色提供了理论支撑。因而，这次抗疫反过来也为检验有为政府理论提供了十分难得和重要的研究场景。
然而，相信令很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这次抗疫中，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有为政府却显得进退失据，仓皇应战。例如，在疫情爆发之初应该使信息充分曝光，让每个民众做好必要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却选择了封锁消息；由于一些地区简单粗暴的防控，很多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丧命，成为极端防疫次生灾害的牺牲品；仅仅为了一个或两个病例，让整个小区成千上百的居民陪着她一块静默，而对于其中的很多人，不能工作就意味着没有饭吃；即使在决定放开之际，面对三年以来多国管控防疫放开后的医疗资源挤兑的经验，我们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以至于有学者用“封得粗暴，放得随意”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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