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中国网络上爆炒《历史研究》今年第3期刊发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称其鼓吹闭关锁国,甚至进一步把这种解读说成是中国的政策发展动向;而且抨击该文者多以1979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戴逸《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一文为准。
把这两篇文章浏览了一下,作为宏观经济、中国外经贸、国际经济与战略领域的研究者,我认为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史实与数据详实丰富,论述冷静、客观、全面,文中主要论点我找不出明显破绽,是一篇有理有据、逻辑严密的高质量论文;相比之下,《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文中一些主要论点在我看来是不能成立的。我尊重戴先生,20年前就自费买了他的著作私人收藏至今,而这不影响我实事求是地评价他那篇文章。
我感到戴先生那篇文章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把一些具体的对外贸易政策技术性问题上纲上线,太政治化了。如那篇文章中批评清政府限制很多商品出口,其中包括军器、火药、硝磺、铜铁、米麦、杂粮、马匹、书籍,等等。其实,限制军器、火药、硝磺出口应该不难理解,现在哪个正常、像样一点的国家不管制武器出口?
限制铜出口,主要原因应该是中国铜矿匮乏,国内铜资源不足以满足民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需求,铜钱短缺的影响尤其广泛深入。须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由于铜资源严重短缺,当时国家计委还曾发文列举二三百种产品明令禁止用铜制造;现在,中国每年铜消费量也有百分之七八十要靠进口。在此情况下,包括铜钱在内的铜出口对国内经济与民生损害巨大,明清政府限制铜出口,自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