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不只是适用于王安石，安在商鞅、李斯、张居正、康有为或任何一个热衷变法改革的官员身上都合适。王安石只是他们当中最为杰出的一个。如果连他的变法也必败无疑，那么他的失败就成了为历代变法盖棺论定的标志性案例。
纵观中古千年，王安石无疑是一位不世出的大才子甚至大伟人。虽然对其变法非议颇多，但作为“唐宋八大家”的美誉却绝非浪得虚名。其道德文章也博采众长、糅合百家，常托儒家先圣之名行法家改革之实。像他这样才高八斗、心高气傲、动辄不是辞官就是拒任的人，一般在哪个朝代都吃不开，但偏偏他还很走运，遇到不以为忤、开明识人的皇帝宋神宗，至死不渝地推行他那饱受诟病的变法。才、运、势，他该有的都有了。如果他算得上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圣人，那么北宋也幸运地经历了一次难得一见而昙花一现（1069-86年）的“圣王治国”。
可惜，神宗一死，新法尽废。保守派首领司马光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任宰相，废除了几乎所有变法。尽管哲宗继位后一度恢复，但已是强弩之末。王安石苦心孤诣推行的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就这么戛然而止。在政策层面上，变法对后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遗产，王安石本人还落得一个制造党争、加速北宋灭亡的罪名。早知如此折腾，还不如像他早年屡次辞官那样好好呆家里，多写几首诗词、几篇檄文，说不定能给后世留下能和李杜并肩的文学遗产。被他排挤打压的政敌中，司马光回老家写成了《资治通鉴》，苏轼在颠沛流离中成就了千古名篇。他们其实和王安石一样，今天没有谁记得他们有什么政治成就。
这就对了，谁说思想家或文学青年一定要从政？为什么不能只是教教书、舞文弄墨、写写文章，或开办实业、经营资本，或替人打官司挣钱也行啊。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仕途失意、退隐还乡，才很“无奈”地不得不做些别的？为什么但凡有才华的聪明人都一定要考科举、做官才能施展抱负——王安石屡次拒绝朝廷任命，正是因为自己没有通过考试，不能坏了“朝廷法度”，但他最后还是做官了，而且做的是大官。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天地”用得着你去“立心”吗？生民或生或死，怎么为他们“立命”呢？这些话因为狂妄自大、不合逻辑，都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却被全体士大夫当作自我励志的座右铭。这才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一、不怎么样的熙宁变法
后人如何评价王安石这个人及其变法，已经不重要了。不论臧否，这样的变法注定失败。从商鞅到桑弘羊到张居正，中国变法几乎从来是失败的。当然，失败未必是坏事，因为在以儒家官僚集团为中心的既得利益结构中，变革推手通常是以法家名目出现，借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强力推行，最后往往免不了国进民退乃至穷兵黩武的后果。王安石虽借用“托古改制”，但做的基本上是法家的事情。他不仅羡慕商鞅：“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说也体现了“与时俱进”、不信“天命”的法家精神，而以富国强兵、均济贫弱、推行保甲、注重练兵为主轴的新法政策更是深得法家精髓。因此，中国历史的一般模式是儒家保守不改革，法家改革则常常越改越糟。
历朝历代，法家改革的必要性几乎必然的，也只有在迫切需要改革的场景下法家才有机会掌权。宋仁宗时期，冗官、冗费激增，土地兼并严重，许多农民转职军旅，又使军队人数激增。以至到神宗的时候，一个人口1亿上下的帝国居然有120多万是军人；“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据统计，北宋军费就占了国库收入的六七成，哪有剩钱救济民生？神宗和崇祯一样，是一个励精图治、忧国忧民的好皇帝，所以才会启用王安石；王安石也只有倚靠神宗，才能推行得罪既得利益的惠民政策。事实上，他也没敢怎么得罪既得利益；因为顾虑官僚集团的反对，改革并没有触及官僚体制。原来以为一个好心的皇帝会在贤明的大臣开导下和百姓联合起来，上下挤压官宦既得利益，现在变成双双刀口向外向下，平民没有得到什么实惠，惠民政策变成了对富农中农的巧取豪夺。
面对社会积弊，法家改革措施不外乎国家主义，以扩张国家权力遏制社会之恶，结果是助长了国家之恶。原先“兼并之家”趁农民青黄不接时发放高利贷，从中盘剥利润；王安石的“青苗法”则由各县政府每年分夏秋两次贷款或借粮给自耕农，按户等高低规定借贷数额，半年后加息20%归还。这个利息本身相当不低，因而青苗法的本质是以政府高利贷抵制或取代民间高利贷。如果自愿借贷，或可发挥一定的抑制作用。问题是，青苗法实际上是强制实施，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逐家派定数目。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害怕贫下户无力偿还，散派的对象限于中上之家，因而根本谈不上惠民。即便贫下户有资格贷款，他们也承担不起20%的高息。因此，本来要抑制私人高利贷的惠民政策变成了额外的强制性国家税收。
即便是这场很不怎么样的改革也得靠皇帝亲自大力推进，其后果必然是高度中央集权。神宗即位之初，和王安石颇有“君臣相得如一人”的感觉。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神宗开始大权独揽，以一己之力继续推进新法，官员都成了皇帝的助手和秘书。元丰年间，朝廷不时给人以紧锣密鼓的感觉：皇帝事无巨细、亲自指挥，每天发出大量圣旨，直接号令全国上下。宋神宗为新法机器拧紧发条、加足马力，也让自己承受了一人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以至38岁即英年早逝。随着皇帝驾崩，王安石的新法变革也就随之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