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产业保护主义的回归：再评《芯片与科学法案》

法案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寻变

长期以来，美国引领的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美国本土制造业外包。但近年来，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这一全球超级大国的脆弱面逐渐暴露。中国的本土研发，以及中国在芯片产业上展现出的强大进取雄心，促使美国政治精英必须正视本土芯片所面临的产能不足、供应链脆弱和人才缺乏问题，必须逆转过往的全球化方式，才能持续保持美国的产业领导力，这甚至关系到美国霸权的存续。美国要实现再工业化、实现制造业回归的道路异常艰难，这不仅源于美国的产业结构，更在于既有的全球化已经演化为美国的一种牵制力量，美国习惯于现有的“外包-进口”为主的全球化模式，业已形成路径依赖，而以行政力量推动制造业的回归显然有悖于全球化，但美国从国家安全和获取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不得不这样做。

美国政治过程复杂，竞争激烈，但各派系会在短期利益、国家利益以及战略安全利益中实现某种妥协。美国政治精英为使这一法律通过，实行了最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动员，其代价高昂，具有典型的政府干预市场和产业引导特征，但从美国国家利益角度看，有其必要性。美国善于用立法的形式总结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内外部挑战的策略，这是其制度使然。在美国产业保护加持下，经济民族主义可能伴随全球化始终，区域化与分割会成为未来全球战略产业分布的重要特征，先进工业尤其是军民两用技术产业的发展会越发突出国家特征和国家能动性内涵。美国政府通过立法赋予相应措施合法性，推动芯片产业回归这一行为拥有法律的权威和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