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

俄乌战争与已然浮现的“世界社会”

孙兴杰:在俄乌战争中,以个体为主体和基础的“世界社会”获得了更大的能量。在“世界社会”中,人言要比枪炮更有杀伤力。

在多元化的社会里,大众舆论为提倡和坚持何种外交政策设置了一些限制。在一个有着高度互动能力和复杂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在许多问题上,开放性政策需要公众的支持。

——巴里•布赞

在缺乏共同价值观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存在激励和赞颂荣誉的共识、规则和常规。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

在一场为了获得“人心”而不是土地和资源的战争中,正义变成了获胜的关键。所以,正义战争论再次恢复了它的世俗性的本来面目。我认为这是正义战争论在当代获胜的最深刻原因:现在有了正义地战斗的国家理由。你差不多可以说正义成了一种军事需要。

——迈克尔•沃尔泽:《论战争》

罗马人有箴言:“枪炮作响法无声”。在社交媒体时代,战场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围观”已经不是旁观,而成为改变战争态势的主要力量之一。俄乌战争是社交媒体时代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舆论场第一次如此直接地介入到战争之中。俄乌战争已经制造了如此之多的“意外”,这足以说明,主流的观念和理论已经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当人们开始慨叹俄乌战争将终结全球化进程的时候,也要看到全球化的力量已经渗透到了俄乌战争的每个环节。全球性舆论场中形成了关于战争正义与否的判断,战争不再只是职业军人、国家的事情,而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人心之争”。

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俄乌战争让人们看到了传统战争的回归,即关于领土争夺的大规模国家之战。但需要看到的是,在俄乌战争中,个体的力量、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在快速增长,除国家或国际社会这种“宏大概念”外,个体的力量愈加凸显。理论家将“国际社会”定义为国家为主体的互动网络,而将“世界社会”界定为个体为中心的互动网络。国家其实是由个体组成的“二阶组织”,在交通通讯条件比较受限制的情况下,个体对外交的参与很受局限,委托给国家来处理,但全球化形成的绵密互动网络极大地赋权于个体,由此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以个体为主体和基础的“世界社会”获得了更大的能量。从这个角度来说,俄乌战争,除了乌克兰战场上俄乌两国军人的“常规”战争,以及欧美等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战之外,还有一场战争发生在正在兴起的世界社会“场域”。虽然这场战争还没有受到充分关注,却代表了未来战争的形态,也是最终决定俄乌战争结局的“三大战争”之一。在“世界社会”中,人言要比枪炮更有杀伤力,因为它代表了人心、意志以及关于未来秩序的远景。

俄乌战争爆发已经一月有余。在乌克兰战场,俄乌两国军队已经陷入僵局,攻守之势发生了微妙而重大的变化。至笔者写稿之际,已经有七名俄罗斯将军一级的指挥官战死,俄罗斯国防部宣布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已经实现,下一阶段目标将集中于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军方则在基辅、哈尔科夫等地进行小规模反攻,收复了黑海北岸的尼古拉耶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全球民众在3月24日走向街头,进行反战示威。泽连斯基本人则在多国议会发表视频演讲,金句名言不断。泽连斯基俨然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家,这位以“扮演”总统而出名的总统已经超常发挥,成为全球的“网红”。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互联网,没有社交媒体,没有视频会议的基础设施,泽连斯基总统就没有舞台。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社会”已经形成,主权国家的“地基”已经发生巨变,只有充分“世界社会化”的国家才能借助“世界社会”的力量。乌克兰在泽连斯基的领导下已经深度嵌套在“世界社会”之中,而俄罗斯则与“世界社会”“脱钩”,因此,在俄乌战争的第三个战场上,乌克兰对俄罗斯形成了碾压态势。真理不是在大炮的射程里,相反,在真理的射程之外,大炮会哑火。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非常关注精神的力量,而精神的力量是很难量化,甚至很难被觉察的。只有在战争过程中,精神的力量才会被激发起来,如统帅的意志、政府的质量或者军队的士气等,不可量化,只有在实践中甚至处于合适的场景中时,才能被激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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