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

“后格拉斯哥时代”的国际气候合作

刘元玲:COP26的遗产将怎样被继承和修正?在新冠疫情和经济危机的阴影下,大国如何在竞争合作中应对气候危机的新局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元玲,本文由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国内低碳发展政策研究项目特邀撰稿。

尽管自2021年11月1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的闭幕至今才数月,但及时审视格拉斯哥之后国际社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具有现实意义,毕竟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相比气候变化的速度,从一开始就晚了。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脚步迈向COP27之前,我们需要就以下问题寻求答案:带着未能尽如人意的遗憾,COP26的遗产将怎样被继承和修正?在新冠疫情和经济危机的阴影下,大国如何在竞争合作中应对气候危机的新局面?面对近在眼前的气候危机,若要确保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生生不息,国际社会还可做些什么?

一、COP26的成果与未来

由来自200多个国家的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领域的3万多人登记参加的COP26,在推迟一年后于2021年10月31日正式开幕。经过延期一天的艰苦谈判,终于在2021年11月13日晚,达成《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自此,全球气候治理来到“后格拉斯哥时代”。

《协议》包含了此次气候峰会最主要的历史使命,即完成《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包括市场机制、透明度、国家自主贡献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另一个重大成果还在于峰会期间中美两国发布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联合宣言》)。这份宣言酝酿了九个多月,反映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具体工作层面的勤勉努力,成为COP26的一大亮点,也是中美气候外交的一项重大成果,为未来中美气候外交在正确方向的推进夯实了基础。

几乎每次COP会议的召开都会被看作是“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而COP会议的每个决议几乎都被称“具有历史性意义”。如果能找到10条理由证明格拉斯哥气候峰会是成功的,那么反之亦然。会议主席夏马尔评价此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生命力是脆弱的”,我们既可以把关注点放在“生命力”上,也可以把关注点放在“脆弱”中。是否看好COP26以及“后格拉斯哥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似乎更多仰赖人类当下的选择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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