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疫情除了令在香港进行全民核酸的议题提上日程以外，也带来了一些读来令人倍感唏嘘的周边新闻。例如，最近有人坐快艇从香港越境回到内地，造成内地多个省市（广东、上海、湖南和贵州）出现了香港关联的本土疫情。这两件事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感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余，我从中也能看出香港社会的一些问题——包括劳动力结构、人口政策和疫情防控。
为什么要越境离开香港？
我们可以从其中几位确诊者的行动轨迹，对自香港越境回内地的人群做管中窥豹式的分析。例如，根据湖南省郴州市的通报，有两名人士在2月14日凌晨从香港坐船，早上到达广东珠海后驾驶郴州车牌的私家车返回郴州；根据贵州省贵阳市的通报，有一位人士在离开香港后，于2月17日坐车返回贵阳；根据上海市的通报，一名在香港暂住的中国公民于2月13日从香港进入内地后，2月14日自珠海乘坐高铁抵达上海。
读到这里不免疑惑。我们以郴州市的这两位为例——如果这两人是单纯出于疫情原因而离开香港的话，首先他们不需要大老远跑到湖南郴州去，广东可以落脚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同时，能够提前备好和最终目的地一致车牌的私家车这一点也很令人惊讶。在这两点上，“单纯出于疫情”而离开香港的理由是难以服众的。因此，他们离开香港一定有所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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