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公共媒体上，有两个关于女性问题的热点讨论。一件是 “普信男”抵制杨笠代言商品。在去年年底的一档脱口秀节目中，杨笠那句略带调侃的形容男性的话“他明明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不仅创造了一个网络流行词“普信男”，而且还在今年引起了几起对此不满的男性抵制杨笠代言产品的事件。
第二个热门话题就是4月上映的电影《我的姐姐》，在各种社交媒体上说，一些女性观众说听见“从小被表哥当沙包，被姑父看洗澡”，和姑妈说的那句“套娃不必非得装在同一个套子里，自己的路自己走”，觉得感同身受就忍不住哭了，但这部电影也遭到了很多女性的批评，认为尽管反映了女性的一些问题，但仍旧提倡和强化了一种女性就是需要牺牲和容忍的刻板印象。
无论是脱口秀还是电影，这些艺术形式表达所引起的性别议题的争论，最终都不会停止，甚至有时还让一些人对要求平等权利的女性产生爱“争吵”的刻板印象。然而无论如何，这些声音终于让人们意识到了一些“女性的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就如波伏娃曾经说的，“如果‘女人的问题’看似无关紧要，那么是因为男性的傲慢把它变成了一种‘争吵’，而在争吵中人们都不会太理智”。
女性和艺术界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反思女性权利的角度。今天，艺术已经成为了女性呼吁平等和发出自我声音的重要渠道之一。在大多数普通人的印象中，甚至从事艺术事业的女性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立、平等的先锋，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是否从事艺术就释放了女性自我的天性呢？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绝非一个简单的回答就能够概括的，并且事实上，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就连标榜着先锋、提倡自由表达的艺术界仍旧对于女性充满着偏见和压制。
女性艺术家的羞涩和被“象征化”
2021年，女性艺术家成为越来越多博物馆和展览关注的一个群体。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在3月举办一次题为“创意赋能女性”的论坛，时尚艺术媒体《一条》也开始了一个青年女性艺术家系列。第一本介绍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家的英文学术著作《当代中国女性的艺术》（The Art of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也刚出版。这本书作者之一、学者帕特丽莎•卡瑞斯基（Patricia Karetzky）在序言写到，她在1998年访问北京时，与一群中国艺术家结识，一起去看明代遗迹。路上，卡瑞斯基发现他们的妻子们也都是艺术院校毕业的画家。当她提出说，想要看看她们的作品时，这些画家太太都表现出很尴尬羞涩的表情，反复强调说这次活动主要是以她们的丈夫为主。卡瑞斯基仍对这些女性艺术家很感兴趣，于是以后每两年就去北京找她们，20年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