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我们有时会一面看着自己的家当一面自我提醒：“总有一天，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被打包，然后送到慈善商店去。”我不指望这条阴暗的咒语能像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的戒律“只保留能激发快乐的东西”那样广为流传，但是，认识到无休止的采买是徒劳无益的，也正是这个时代的精神。
很多人渴望从“物满为患”中解脱出来，而通过“近藤式整理”或“斯堪的纳维亚死亡清洁”(一种北欧人在老之将至时处理杂物的传统方式)的宣泄，有些人寻求到了这种解脱。
最近，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打包进箱子，准备进行一次不那么极端的搬家之旅，并决定对搬迁后从箱子里取出多少东西加以严格限制。然而，我们也明白，有样东西是能够抵抗被埋葬于纸板箱之中的：书籍。像许多人一样，我们乐意清空衣柜，荡空橱柜，并把车库扫个底朝天，但却很难解放自己的书斋。这事为什么会这么难呢？
保存的书籍数量远多于你会再去翻阅的书籍数量，支持这么做的理由，不少都是站不住脚的。笃定地坚称书籍是美丽的东西，并发牢骚说它们没有其他的用处，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就曾命令道：“不要在家里放置任何你不确定其是否有用，或者不相信它美的东西。”对于任何书籍而言，即便不属于前者，也能被归类为后者。
但我们并不会留着不再合身的旧衣服，或是不能再用的漂亮罐子和陶器。而且除非你有一本珍本藏书，否则绝大多数书籍都不太可能美到仅仅因为审美而被珍视。我们青睐的书籍之美是它们整体所呈现的效果，但不会去在乎内页部分到底怎么样。
那么莫里斯所说的另一个标准：有用性呢？囤积者们坚称，你永远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想去重读一些东西，或者将其交给你知道会欣赏它的人。对于一些阅读者而言，这或许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正当理由，而不仅仅是个借口。
例如，顾问兼艺术家尼尔斯•科斯乔雷克(Niels Koschoreck)有大约8000本书，分别存放于他位于托特纳姆的艺术工作室以及在英格兰和德国的家中。他时常记起自己曾在藏书中读过的东西，然后就想去查一查。他说：“这就像拥有一份可供参考的档案。”这算是对过于有限的记忆容量的一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