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己的近亲黑猩猩的观察表明，黑猩猩有着天生的残忍，只要邻近部落的黑猩猩落单，它们就会乘机把它杀死，手段可以极为恐怖（张岩，《中评网》，2016）。这不是理性的行为，而似乎是先天的本能。想起我们是它们的近亲，都同属猿类，就可以想象这种由基因决定的行为一定也残存在我们体内。人类的很多个案表明，当他们残害别人时，似乎是被异己的力量控制着。在英国电视片《法律与秩序》中，有一个小男孩打死了比他还高的朋友。辩护律师以他的父亲是杀人犯证明他身上有坏的基因，因而打死人不应由他负责。将这一观点推而广之，人类可以不为他们的所有暴力罪恶负责，因为人类身上带着与黑猩猩相同的基因。
假定这是真的，是否意味着人类的世界永久和平理想永远无法实现？似乎也不是。近些年颇有一些学者持有乐观看法，他们从人类历史中发现，虽然近代以来的战争越打越大，但平均而言，因战争而死的人的比率在减少。见下图。
图1 从公元前10000年到2013年的暴力死亡率
资料来源：莫里斯，《战争》，中信出版社，2015, 第481页。
令人惊奇的是，一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将这样一个死亡率减少的变化归功于战争，这样一个以杀死对方为目的的人类群体行为。如莫里斯认为，正是因为战争才导致了人类社会的合并，更大规模社会体内部的暴力行为明显减少。然而，这种说法的明显破绽在于，人类社会体的合并而形成更大规模，并非只有战争一途，仍可通过和平谈判形成联盟的形式。而且更大的更复杂的社会体的有效运转更依赖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制度和技术的发展，其核心原则恰是要用和平手段替代暴力手段解决人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如果只有战争能力，而无这种组织能力，大规模的社会体是无法持续的。如蒙古帝国曾通过战争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但却驾驭不了这么大的版图，统治时间相对短暂。更不用说，在蒙古帝国统治时期，在中国或欧亚其它国家，文明还出现了短暂的倒退。
近代以来的历史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二战以后确实有一个相对长的和平时期，但二战的结果并没有出现比以前更大的社会体，甚至有些大的帝国——如英帝国却因此瓦解了，非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使许多国家从过去的殖民帝国中独立了出来。二十世纪末的苏联东欧巨变也使许多国家分裂了，如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因而战争不一定要形成更大社会体。后者也不一定是暴力死亡率降低的唯一原因。
再有就是一个道德判断问题。用平均的暴力死亡率来说明人类的境况变好了，是一个残酷的说法，因为在平均数后面是真实的人。按照莫里斯的说法，这些死去的人就是人类获得更美好社会的成本，但是，谁该是成本呢？例如，把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死去的人与整个世纪的人口平均，得出了二十世纪有着前所未有的和平的结论，这只是一个数字游戏。如果把时间缩短到从1931年到1945年的时间段中，暴力死亡率该是多少呢？按当时人口23亿计算，战争导致7000万人死亡，暴力死亡率约为3%。如果我们对某一代人说，为了以后人类的幸福，请你们忍受暂时的3%的高死亡率，他们同意吗？
如果再把战争死亡率放到那些进行战争的国家中，情况就更严重。二战时波兰伤亡比例24.2%，死亡比例21%。苏联伤亡比例33.3%，死亡比例14.4%。德国伤亡比例39.4%，死亡比例11.26%。日本伤亡比例9.2%。死亡比例3.86%。中国伤亡比例7.3%，死亡比例3.75%。让这些国家的这一代人为世界其它国家的后代人的幸福付出代价，似乎也很荒诞。
当然，有一点我是同意的，即更大规模的社会体会控制和消除较小社会体之间的暴力冲突，减少在常规时期的暴力死亡率。这是因为，假定社会体之间是平行的，它们如有利害冲突，不见得完全可以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如果谈判失败，一般只有动用武力。有些时候，由于积怨太深，谈判几乎很难达成一致，于是暴力冲突就永远不会消除。如现在的巴以冲突。所以解决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永远不可能解决问题。如果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能够在一个国家内谈判，也许反而能解决问题。这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巴勒斯坦作为英国的托管国时，我们能看到的情景，即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大体可以和睦相处，如在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描述的那样。
然而，这种更大规模社会体带来的在其内部的暴力冲突的减少，却是以更大社会体之间的更大规模的战争作为补充。从古至今，我们看到的是战争越打越大。从部落间的几十人，到城邦间的几百人，再到小国间的几千人，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万人，几十万人，再到现代战争，一次几百万人投入战争。不仅是军人的死亡，而且是平民的死亡。平民不是因打仗而“附带”地受到了伤害，而他们本身就是战争目标，如对城市的地毯式轰炸和原子弹攻击。不打仗则已，打起仗就成千上万人死去。这对一代人来讲就是不可承受的。
整理一下，我们可以把前面那张平均数的图改成下面这张图的样子，平均数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