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企发行的债券在政府隐性担保下形成“刚性兑付”的印象，往往获得“AAA”的信用评级。即使在市场逻辑和盈利原则发挥主导作用的债券市场，“国企信仰”依然这样一步步地建立起来的。然而，近期爆发的河南永煤“逃废债”等事件一定程度表明，刚性兑付的国企信仰正在打破。一方面，国家监管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开始强化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责任。这事实上是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当局近期出台强化相关退市制度的大的政策背景；而另一方面，受到捉襟见肘的财政预算限制，一些地方政府在对国企救助问题上陷入前所未有困境，原来可能预算约束软化，现在则变得有心无力。
因而，永煤等“逃废债”事件的发生一方面标志着受到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限制，国企债务问题以及同样与政府隐性担保行为连接在一起的城投债问题，将成为未来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策源地的政策重点；另一方面则标志着国企混改深入的压力十分紧迫，需要国资管理部门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积极推进国企混改。宝武集团董事长陈德荣在2020年10月举办的“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暨中央企业民营企业协同发展项目推介会”上指出，“现在面临的竞争压力非常巨大，国有企业不改革没有出路，国企改革难度很大，大方向是与民企混改”。
未来国企混改的突破事实上离不开以下两个关键问题的解决。其一是如何通过公司治理制度设计，使民资背景的战投激励相容，愿意参与国企的混改；其二是如何实现从原来政府专业部委厅局转变而来的产业集团进一步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转型，真正实现国有资本监管体系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化。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在以从管企业到管资本为政策目标的新一轮国企混改中，未来国有资本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投资的基金化。我们注意到，重庆钢铁引入四源合产业发展基金这一具有民资背景属性的战投，形成有限合伙构架进行混改，将国企混改引入民资背景战投的激励相容问题与国资从产业集团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转型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开创了引入民资背景战投进行国企混改的新范式，值得在国企混改实践中广为推广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