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16日
在我被任命为英国《金融时报》主编两周后
这是我与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唐宁街的首次会晤。此前我阅读了一些有关布莱尔时代的背景资料，这多亏了一位同事借给我的《内幕》(The Insider)，这是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的一部私人日记，皮尔斯曾是《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和《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的主编，有点特立独行。他似乎与布莱尔私交不错，甚至有点相处太多了，后来因为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意见不同而交恶。我决定与英国政府保持距离，但唐宁街打电话给我，希望在我得到任命后的几天内会面。现在，我坐在布莱尔对面，他的身边是确保他不会说错话的秃顶中年公关戴夫•希尔(Dave Hill)。
“谢谢您见我，首相。”
托尼•布莱尔：“叫我托尼吧。”
莱昂内尔•巴伯：“没问题，首相。”
托尼•布莱尔（态度坚决）：“叫我托尼……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确互相认识。”
我提醒首相，我们之前只见过一次，那是在1998年夏天，在英国驻比利时大使在布鲁塞尔的官邸。布莱尔看上去有点泄气。
我跟首相提起几天前他的政府在议会的失败，当时议员们投票否决了一项提案，该提案允许在不提出刑事指控的情况下将恐怖分子嫌疑人关押90天。
那时工党的席位优势高达66个席位。这是布莱尔政府首次在下议院失利。出了什么问题？布莱尔表示，在掌权八年后，工党变得“难以治理”。
托尼•布莱尔：“现在有三个阵营。强硬左派和不满的人；新工党(New Labour)；以及只是感到困惑的其他人。”
莱昂内尔•巴伯：“那么您会把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列入哪个阵营？”
托尼•布莱尔：“我认为他属于新工党。至少，他是这么说的。你最好去问他。”
别担心，首相，一有机会我肯定会这么做。
布莱尔把话题转向英国《金融时报》：我计划做出多少改革？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关你的事。
我的第二个回应是：拖延时间。我告诉他，英国《金融时报》有一种共识文化。任何新主编都需要谨慎行事。
“那样的话，”这位新工党的设计师、三次赢得大选的首相表示，“你什么都做不了。”
布莱尔在入侵伊拉克问题上大错特错，但在英国《金融时报》以及变革问题上，他说的对极了。
2008年3月
华尔街——信贷市场收紧，金融体系出现失灵迹象
第一站是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迪克•富尔德(Dick Fuld)。这只华尔街的“大猩猩”身穿笔挺的白衬衫，没有穿西装外套，他瞪大眼睛看着我。(因为我斗胆问起雷曼兄弟的资产负债表，以及他的银行对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对冲基金等其他“对手方”的风险敞口。)
“我可以动用1000亿美元的抵押物，”富尔德用手指头指着我的脸说，“我们正在像打狗一样鞭笞对冲基金。”
在那年的达沃斯(Davos)期间，富尔德在一个酒店房间（墙上装饰着类似貂毛的皮毛）举行午宴时承诺，他会“从台面上拿走一些钱”。大致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我会更负责任。此前雷曼大举投资房地产，押注于房价将继续上涨。然后，该行以房地产为依托，投入规模更大、风险更高的交易游戏。这是新版的“博傻”理论(Greater Fool Theory)，这种理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购买证券（无论估值是否过高）而后将其出售获利赚钱。它押注于总会有更大的傻瓜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富尔德不傻，但他变得贪婪了。现在他希望美联储(Federal Reserve)通过降低利率来解救雷曼兄弟。
“美联储滞后于曲线太多了，”他告诉我。临别前，我问富尔德，他如何解释他自己估计1亿多美元的薪酬与雷曼第二季度的预期亏损。他骂了我一句。我后来再也没见过他。
次日，我与身陷困境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首席执行官麦晋桁(John Mack)共进早餐。他证实——就像我猜测的那样——情况比大家承认的要糟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