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末以来，中国信用市场的违约情况引发了市场的担忧——并非违约规模的突然快速上升，而是违约主体的变化，即高评级国企接连发生违约。2020年2月，北大方正集团违约；11月，永城煤电违约；两家机构违约金额分别超过了人民币300亿和200亿。尤其是11月份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违约，不仅违约金额大，实质违约和触发交叉违约规模合计达207.1亿元，而且违约前主体评级为3A，债项评级大部分也为3A（除无评级外，短融CP为A-1）。央企（北大方正为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企的巨额债券先后违约，国企+高评级的“免险”标签，震惊了市场，也打破了市场对国企和高评级债券的信仰！
1.最后的“刚兑”信仰破灭
债券的“刚兑”信仰实际上自2014年就已到摇，2018年后已彻底打破。2014年虽然是中国债市“大年”，但也被市场认为是“中国信用元年”。2014年共发生5只债券违约，违约金额12.6亿；虽然违约债券只数和规模虽然较少，但当年的超日债违约事件影响深远，使得信用风险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刚兑”概念被打破。2015-2016年间，中国债券市场上的违约只数和规模继续提升，但市场反应平稳；2017年，债市违约只数和规模的双下降局面，使得市场认为中国信用风险增长已到拐点，风险暴露情况已趋稳定。
然而，受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尤其是国内监管环境变化的影响，如抑制资金空转的“脱实向虚”行为，资管新规对金融市场行为的规范化等，热衷于高杠杆搞资本运作套利的企业高风险行为受到限制，客观上亦使得违约再度暴增。2018-2019年间，中国债市的信用违约事件再度暴增：2017年，中国债券违约只数为48,2018年、2019年分别为164只和211只；2017年中国债市违约规模为380.5亿元，2018年、2019年分别为1529.3亿和1841.4亿元，均分别增长了4倍左右。中国信用市场的“刚兑”早已不负存在。
但是，截止2019年，信用违约的主体大部分为民企，国企相对较少。2018-2020（截止11月15日）年间，国企违约只数为19、16、71，民企违约只数则为138、199、85；从金额上上，同时间段国企违约规模为人民币157亿、187.29亿、824.4亿，民企违约规模则为1328.9亿、1443.7亿和867.7亿。可见，2020年前，尽管中国债券市场已打破了刚兑，但发生违约的主要是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刚兑”信仰，仍然是存在的。结合一段时间内曾发生过的“国进民退”担忧，甚至有市场人士认为，信用市场上民企是受到歧视性对待的，因而也承担了中国经济调整的风险。可以说，2020年之前，尽管债市“刚兑”信仰已打破，但国企“刚兑”信仰仍然留存。2020年后中国信用违约状况，则彻底清除了市场的“刚兑”信仰；由于国企能公开发债的企业规模都很庞大，债务规模高，因而发生违约的事件也是“巨震”式的，从而导致了当前信用市场的“惊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