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府集中力量对付TikTok并较为迅速地将其拖入被动困境后，美国商务部对WeChat母公司腾讯亦发起了凌厉的攻势。此前，国务卿蓬佩奥一度宣布，美国将扩大对中国的“网络清洁”计划，对具有潜在安全疑虑的中国手机应用程式与云端运算服务纳入该计划加以限制。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各部门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工，中国跨国公司尽管拥有一流的产品以及服务所带来的客户拥趸，但是依旧在美国政府的进攻态势下处于下风。
尽管腾讯在汲取字节跳动的应对手法基础上既吸收又“创新”，但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开披露的信息，腾讯向美方提出的交涉包括：创建一个只为美国微信用户使用的美国版微信App；设立相关措施来保证美国版微信源代码的安全；将美国微信用户数据存储在由美国公司提供的“云”里面；美国版微信将由一家新设立的美国公司管理，其公司管理架构由美国政府批准认可；美国版微信的源代码交给独立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以防止可能存在的“后门”）；对美国版微信进行定期的数据审计和数据传输的通报制度；建立严格的数据管理制度，限制公司人员随意访问用户信息。但美国政府以“不信任”作为回应。在政治强压下，腾讯尽管作了最大的让步，一度放低姿态，但WeChat在美的命运依然难以预料。
中国对美投资始终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中美建交的最初动力并非是经济利益的需要而是共同遏制苏联的威胁，这说明了中美两国都在奉行“现实主义”的态度，应对共同且紧迫的威胁。要维持中美的合作关系，经贸与投资当然是最稳妥的。相较于贸易，投资更需要建立良好的信任以及相应的规范和保障，否则冲突将成为常态。问题是，中美两国在预防投资冲突领域至今尚未建立共同的规范，这就意味着难以有共同的实践。在缺乏共有规范的现实下，两国往往以本国利益为中心，进行“应急”式处理，由于两国政府对对方资本依赖程度不同，这更加导致中国企业易于陷入被动，疲于奔命。
从时间轴来看，在2000年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长期处于爬坡阶段，由于投资体量偏少，甚至存在难以精确统计投资值的年份。2000年后，随着中国通过贸易等途径获取的外汇逐年增加以及中国政府逐步下放外汇的管制权，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增长。200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美国的产业和金融，美国众多的优质资产出现规模性的贬值，中国较好地抓住了历史性机遇，成功地开辟了对美直接投资的新纪元。这一阶段主要是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中国对美投资无论在金额、增长率、产业覆盖、战略资产投资成交上都表现突出。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联邦和州对外国资本的投资需求明显（比如奥巴马亲自推动设立了各州参与的“Select USA”项目）。奥巴马延续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并升级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启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如福耀玻璃在俄亥俄州的绿地投资、双汇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中航工业收购西锐等大型项目投资，但专司外资审查的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依然叫停了华为、西色国际、唐山曹妃甸、三一重工等批次的投资。在奥巴马时期，中国在美积累了众多的存量投资，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及辐射力，这链条中不仅包含中资跨国公司、政府、中间商、代理商、供货商、金融保险等系统性的关联体，同时由于商务的跨境拓展，投资牵扯了中美双方乃至多方的利益。
能够对美进行投资的企业往往是中国相关行业的领军型企业。从中国投资的类型看，大部分是商业性投资，即纯粹以获取投资利润为目的。在某些州受现有“购买本地货”规定的影响，本土美国生产的物品更受到美国民众的偏好，这样中国企业有动力在美国当地兴建组装生产线，这也是中企投资市场导向的逻辑所在。尽管早期寻求市场性投资以制造业和初级加工企业为主，但随后试图进军美国市场的中国服务型企业明显增加。这集中表现在如汽配、网信、游戏、医疗和地产上。此外，对美投资基本属于中资具体企业的战略性投资，其收购往往指向对公司谋划全球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产，于此提升企业的全球运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