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968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地点在北伦敦福音橡小学(Gospel Oak)的操场上。我双腿交叉坐在第一排，穿着一条粉色和橘色花纹的迷你裙。照片中共有35名学生，除了与我相隔几人的一名女孩有一位亚裔家长以外，我们全是白人。
从福音橡小学毕业后，我去了离家一英里的公立文法学校卡姆登女校(Camden School for Girls)。我展开一张摄于1976年的长幅校园合影。我站在后排，因为我当时已是第六学级的学生了。在700名学生中，我能看见两张黑皮肤的面孔。
后来，在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堂(Lady Margaret Hall, Oxford)，情况也一样，只是学生们看起来更时髦一些。我翻找了一会，找到了入学时的照片，并看见自己将黑色的学士帽用歪斜得可笑的角度戴在头上，试图（但失败了）证明自己与我周围的、大多都接受过私立教育的白人女性有所不同。
我从牛津毕业后进入投资银行摩根大通(JPMorgan)，那一年里并没有留下集体照。但我不需要照片，因为我对团队阵容记得足够清楚。在我参加的培训项目中有9个人：全部来自牛津剑桥，全部是白人。我是其中与众不同的人，这并不是因为种族或阶层，而是因为我是唯一的女性。当我在几年后加入英国《金融时报》时，我发现新闻业的从业女性比银行业稍多一些，但种族多元程度不比银行业强。
到我离开英国《金融时报》的时候，我在60年的人生里几乎只与曾在顶尖大学学习、从事高端工作的白人交往。有时我为此感到有些羞愧，但以前我从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过错。我只不过是阶层、世代、教育和职业塑造的产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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