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社会学家丁学良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哈佛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他长期关注中国“一带一路”执行状况。近日他接受FT中文网采访，对疫情如何影响这一战略的实施分享了他的研判。以下为整理后的采访实录。
FT中文网：您一直跟踪“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疫情对它产生了什么影响？
丁学良：我认为新冠疫情让“一带一路”进入了它的第三个阶段。
从2013年中国官方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概念，到2019年夏天以前，我认为是这个战略实施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我把它叫作 “九九归一”。从去年夏天开始，“一带一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我认为对这个阶段的准确描述是“局部收缩调整”。第二阶段本来预计会长达五六年，但新冠疫情的发生，把“一带一路”迅速推进了第三阶段，我对它的描述是“重点项目维持”。
FT中文网：您为何将前六年称为第一阶段，并称其为“九九归一”？
丁学良：在2013年至去年夏天，“一带一路”第一阶段里，我们看见了非常典型的、只要最高层提出口号出台政策、各种项目就会一哄而上的熟悉情景。不管是新项目，还是此前已经开展的项目，所有能挂上钩的，被统统放进了“一带一路”这个箩筐里，所以我称之为“九九归一”。
我因为从90年代后期起就参与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一些基建项目的田野调查，所以有不少亲身的观察和体验。那时很多项目就已经有了初步想法，或者已经开始了调研。比如说，当时就提出要打通从昆明到曼谷的公路，当中有几段质量比较差的公路还要提高等级，为此我们去找过亚洲开发银行。再比如，当时还提出要把云南和广西的铁路连接起来，提速，一直通到新加坡，方便中国西南地区的出口。还有更加宽泛的“中泰经济走廊”项目，等等。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很多事情其实早就开始做了，但“一带一路”开始后，也都往这个箩筐里装。
我在90年代做田野考察时就发现，基建项目的最大困难，往往是成本太高，从商业操作来讲，不知何时能拿到收益；到境外去做的话，还有很多不可控风险，包括政治的甚至军事的风险，那就连成本都算不清楚了。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九九归一”的情况，因为只要能进到这个箩筐里的项目，就能得到很多政策性的扶植，具体来说就是能拿到政府资助，这对一个产业部门——比如铁路部门，或者对一个省或一个地区，是最重要的驱动力。所以我们看到，从2013年到2019年上半年，不管是交通项目、能源项目、建工业园、租地种粮食，还是从外面买重要的经济资源比如木材，等等，全都装进了这个大箩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