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武汉日记》封面登录亚马逊网站时，中国国内舆论炸锅，网传武汉街头出现一张《告方方书》的大字报，控诉方方“吃人血馒头”，“享受着体制的种种福利和待遇，却干着严重伤害构陷国家的事情”。之前关于方方的争议不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号召“应主要分析方方现象的阶级土壤”，直接扣了“方方是反共的阶级敌人，是反华的汉奸”的大帽子。
随后有北大、武大校友因对于方方的人身攻击而被“踢群”。另外也有人认为应该把对“方方事件”的态度作为择偶的“试纸”，如果检测的结果“三观不正”，不宜婚也。
60篇日记，让“拥方派”和“反方派”似乎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至于吗？
180度的舆论转弯
“方方风暴”反映的其实是背后部分国人对于新冠肺炎爆发的态度转变。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中国舆论对于疫情的看法在过去3个月间有了180度的转弯？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方方的评价是否随着舆论空间的收紧，和对于疫情越来越“正能量”的定性，而越来越加负面？
在疫情刚刚爆发之始，随着武汉封城造成的震惊和错愕，对于武汉在地领导是否延报疫情，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团视察先是说“人不传人”，后又说“可防可控”等等，引起多方问责的声浪。
在疫情尚未有效控制之时，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形成了舆情的爆发点。但是之后的舆论导向很明显地往“正能量”使力，基本上是歌颂“应收尽收确诊病人”的政府效率。
等到疫情传到国外之后，这种对于疫情究责的看法，由于中国国内的宣传，还有国外情势的转变而产生了180度的逆转。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转化似乎满足了某种心理需要：在疫情爆发之后，随着旅游的限制，中国人仿佛在全世界不受待见，潜意识里激发了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因此当《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的文章标题出现了非常不恰当的“东亚病夫”侮辱性字眼，引起了广泛的愤怒。
等到疫情向国外扩展，发觉西方民主发达国家应对失措，顿时觉得自己的情况没有那么糟，恐怕还有些小确幸，觉得该夸夸中国抗疫的绩效了，是给中国人“平反”的时候了。
胡锡进：方方“对公众的一份刺痛”
这些转折点，用来解释方方如何在短短两个月间从“人民喉舌”变成“人民公敌”，可以理解，但不见得有理。
胡锡进4月8日在《环球时报》评论中指出，“方方日记”写在武汉封城的那段时间，其中大部分写成时，欧美疫情还没有大爆发，在国内造成一定的反响。“本来，中国人对这场疫情认识的大场景已经被欧美在疫情中的深度沦陷很大程度上重置了，这会影响很多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
胡认为，一旦“日记”拿到美国和西方去扩散，“它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风浪中它不会是一般的纪实文学交流。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