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项预测表明，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型肺炎将使中国2020年全年经济增长率拉低多达1个百分点。为了防止经济雪崩，以及确保中小企业生存能力，深入抗疫与全面复工之间的两难选择似乎成为政府所面临的一道难题。由此可见，这场意外到来的“黑天鹅”事件，使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潜在张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为此，我们有必要从中国经济制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政府现代化治理的关系着手，进行回溯与梳理，并以百年连续性视角考察中国当前为争取持续性发展所面临的可能性路径。
当我们对中国社会习俗制度的演变史进行历史性回溯，不难发现，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其向世界中心的回归，而这首先是一场富有成效的变革。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精英们进行了制度创新、制度革命或制度改造；这场变革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并且仍在进行之中。这场变革的本质是克服制度性弱点及其功能失调，因其使得中国在19世纪危机中遭受落体式重创与屈辱。
正是由于这些变革有效促进了技能、专业知识和资本方面的进步，中国重新发挥了原有的历史性潜力。一系列新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艰难而缓慢地出现，这最终使中国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条件，并释放了经济机会。
经过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国经济制度秩序的改革已经创造出了一个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消除了进入壁垒与歧视，并鼓励经济发展的各种主动性。这带动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最终使得中国能够从19世纪曾经濒临灭绝的边缘中苏醒与恢复，并重新夺回其在世界上失去的中心地位。可以说，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经济制度所取得的成功最为熠熠夺目。
经济制度的路径与走向无法与政治制度相切割。在考察中国的政经关系时，首先我们应看到：中国以经济成就为主的崛起并不是单一制度模式之下的成果。相反，它建立于多层次的制度性试验和改编之上，也借鉴了中国自身的历史遗产和广泛的外国模式。其中包括：清末和军阀时代国家领导下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南京政府十年时期的民族国家发展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时经济动员，以及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体系。其次，所有这些模式都属于资源榨取式制度（Extractive），旨在有效为统治精英（无论是帝国贵族、军阀、军事国家官员还是政党国家官僚）从经济中获取利益。并且，这些政经制度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集权，并能产生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是，直到1978年引入更具包容性、更自由的经济制度之后，中国经济才真正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