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于去年7月爆发，之后次第升级，成为影响两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风险因素。截至目前，双方向对方出口的多数商品已被置于关税“炮火”之下；对中方而言，受关税影响的出口高达3620亿美元，另有针对156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将于12月15日实施。目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第一阶段协议”能否尽快签署，进而阻止关税升级。更重要的是，该协议能否取消之前已实施的部分关税。如果做到这一点，双方无疑朝着结束贸易战的正确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市场也必然做出积极反应。否则，所谓“第一阶段协议”仅是一份“停火协定”，贸易谈判的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贸易战对两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将继续释放。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让我们以历史的视野去观察这场正在进行的这场贸易战，探究来龙去脉，以期有效应对。
（一）政治敏感性决定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复杂多变
美国在19世纪后期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然后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跃居世界头号强国。从长期历史看，美国的贸易政策是多变的，反映了其自身经济利益考量和国内政治博弈，也受到其全球领导地位和外交政策影响。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经历了从保护主义到强调互惠，再到建立多边贸易体系的重大转变。1922年的《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案》和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分别将平均关税提高了20和6个百分点。特别是后者的推出极其不合时宜，加剧了大危机的负面影响，并使全球贸易陷入困境。在新政背景下，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将贸易政策的制定权赋予行政部门，并通过双边协定的签署开始引导关税下行。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务院开始筹划一个多边贸易协定。1947年，《关贸总协定》在日内瓦签署，基于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致力于降低贸易壁垒的多边贸易机制建立了起来。
20世纪后半叶，美国贸易政策的演变与全球贸易体制的演进密切关联。1950年代，美国国内和多边层面推进自由贸易的努力并无建树。直到1962年，《贸易扩展法案》为美国大幅下调关税提供了法律基础，也推动了64-67年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合谈判的成功。1970年代初，世界经济迎来了一个动荡时代，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的矛盾相互交织，贸易逆差出现和失业率上升使得保护主义的幽灵重回美国。1973年3月，布雷顿森林体系汇率制度崩溃，浮动汇率体制登场，当年底石油危机爆发。随后通过的《1974年贸易法案》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美国贸易政策的体制建构，并试图在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两方面都有所建树。1979年结束的东京回合谈判使得发达国家关税水平进一步降低。1980年代，随着贸易逆差迅速上升，制造业面临困境，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崛起，日本成为首要打击对象。
1989年冷战结束，美国的贸易政策也进入了一个推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新时代。1991年2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启动，在美国国内引发了空前争论，并最终于1993年11月在国会艰难通过。一个月后，历时七年、规模宏大的乌拉圭回合谈判顺利结束，重塑了多边贸易的规则体系。1995年1月，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定生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对中国而言，始于1986年的“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而中美双边谈判成为关键。1999年11月，中美达成双边协议；次年5月，美国国会批准赋予中国 “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启了全球化时代贸易和经济高速崛起的伟大进程。与此同时，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启动，却始料未及地陷入“命运多舛”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