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以来，建设“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成了中国知名大学最响亮的口号。现在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了，只要有国家巨额经费投入，我相信某些理工学科有可能在短期内赶上去。因为有钱就可以购买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可以高薪从世界各国招聘知名科学家。不久前，教育部直属大学公布2019年预算，清华297亿元居首。按英国媒体（THE）世界大学最新排名，尽管清华大学从无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仍被排在亚洲第一，远高于各有五名以上“诺奖”得主的三所日本大学。按英国公司（QS）最新排名，清华大学竟被排在各有61和96位“诺奖”、5位菲尔兹奖和3位图灵奖得主的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前面。清华大学俨然已成为世界超一流大学了。不过，假如有一天中国籍科学家“诺奖”得主超过人口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日本，那时就不用借助媒体或公司的大学排名，而可更有底气地宣布：中国有了一批世界一流科学家和学科。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一流科学家的“钱学森之问”和“杨振宁之问”也会迎刃而解。
但是，我在这里只想谈谈人文社科，因为与依靠经费投入的理工科不同，人文社科的研究主要取决于学者个人长期的学术积累与独到见解。日本侵华期间（1937-1945年），北平、上海等处许多大学避寇内迁到四川和云南（如西南联大）。尽管当时大学教师的研究和生活条件极端艰苦，许多人还是写出了传世之作，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钱穆《国史大纲》、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冯友兰《贞元六书》、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金岳霖《论道》、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等等。
遗憾的是，1949年后中国全盘照搬苏联教育模式，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奠基人、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被彻底否定。从此，人文社科领域长期走下坡路。然而，由于上世纪末全国重点大学多数已扩为综合大学，目前由党中央和政府积极推进的建设“双一流”的宏伟计划，很可能因人文社科严重“拖后腿”而最终落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1931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就职演说》中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众所周知，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传奇早成绝响，梅贻琦任校长期间名师云集的风光也已不再。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期间，广为宣传的清华史上任教的学术大师和清华培养的二十几位名人大家都是民国往事。假如梅校长还活在世上，看到现在大楼林立的清华校园，真不知会有何感想？文、史、哲是北大传统优势学科。几年前，在北大春节茶话会上，我问坐同一桌的楼宇烈教授，现在北大哲学研究水平怎样？楼先生不假思索地说：比以前差太远了！1960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的楼先生如数家珍地列出他当学生时教授们的名字，如冯友兰、汤用彤、贺麟、张岱年、金岳霖、宗白华、朱光潜等（楼先生没有提到的还有民国时期北大哲学系任教的蔡元培、胡适、熊十力、梁漱溟等人）。可是，现在北大哲学系究竟有几位能与当年那些学术大师比肩的人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