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西欧历史和文化的产物，西方人应该对其最为了解。然而，波士顿大学的莉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教授在最近发表于《美国事务》期刊上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指出，过去三年来欧美政治精英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口诛笔伐——特别是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及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普遍抬头——恰恰说明他们丧失了对西方民族主义的历史脉络和实际作用的理解。
西方精英把当前西方世界的内政和外交的诸多困境归因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言下之意是这两个“主义”越少越好。殊不知，他们的批评正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没有民族主义的立场，建制派精英想要维护的国内民主、全球化、国际合作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和制度将无从谈起。格林菲尔德教授因此痛斥这些精英们“完全缺乏自我分析”。“他们不懂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因为他们不懂周围的世界，他们也不懂他们自己。真是一个困境。”这真是当头棒喝！
民族主义起源于15世纪末期的英国。当时新上台的都铎王朝国王亨利七世急需一个统治阶级帮忙执政，但封建贵族都在之前的“玫瑰之战”中消耗殆尽。亨利七世因此只能从平民中提升贵族。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英国封建社会的秩序建立在基督教教义规定的“三级社会”之上，即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这三个截然不同、不可流通的社会阶层。它们之间没有平等性、包容性和流动性：贵族会以与平民为伍而耻，平民也不会去高攀贵族，神职人员则自认掌握了通向上帝的钥匙，是神圣阶层。但亨利七世由于政治的需要，打通了平民和贵族这两个阶层的壁垒。这个全新的历史现象，需要全新的理论解释。这就是民族主义概念和理论的起源。在英文中，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人民”（people）和“国家”（nation）这两个概念的复合体。“人民”即平民，“国家”在当时指的其实是代表一国的文化和政治权威的精英；而这种精英，从亨利七世起，就是贵族和平民的结合体。亨利七世的执政需要，使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得以流通，最终促成了“英格兰民族”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