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在4月16日由快手社会价值研究中心举办的“科技普惠，数字温度”互联网社会价值峰会上的发言，经作者本人补充与修订，授权FT中文网发布。
我从80年代末开始关注中国乡村。一个很穷的村庄如果要改变状态，离不开外界的推动。过去40年，外界推动依托于三类基础设施。
第一类是制度基础设施。从中国的减贫经验来看，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在贫困中出不来，很重要的原因是穷人被一些制度给困住了，制度把人绑缚住以后，他失去了改变自己和家里人境况的机会。要改变这种普遍贫困的状态，就需要国家提供制度性基础设施，开放权利，解除体制束缚，中国的第一波大面减贫就得益于此。
第二类是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对于很多处于大山、自然环境恶劣、偏僻地区的人们来说，他们之所以无法从贫困中拔出，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硬的基础设施把他们与外界阻隔了，使他们无法融入到有更多机会的环境，久而久之，他们就被越来越甩开了。改变这些贫者状况的措施就是通过硬基础设施的建设，真金白银地投，把这些贫者与外界的隔离解除，使他们能出来，既获得了机会，也缓解了贫困地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步步地这些贫者和家庭状况得到缓解。这是中国在区域扶贫和精准扶贫阶段做得很正确的事，一些被大山阻隔的人从此改变命运。贵州的变化就非常明显。1988年第一次在遵义附近一个县里做农村改革实验时，从贵阳出发路上要花一天一夜。90年代以后，贵州扶贫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贵阳到遵义一个个隧道打通，实际是把当地的低收入人群与外界之间的屏障打掉了。
您已阅读32%（657字），剩余68%（1385字）包含更多重要信息，订阅以继续探索完整内容，并享受更多专属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