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中，一些机构发布了引人深思的精神健康数据。一部分报告指出西方世界中精神苦闷程度正在普遍增长，更有争议的是，指出各国的精神苦闷程度有显著不同。
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报告，几乎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受精神紧张困扰，而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的这一比例为大约五分之一。在日本，这个比例不到十分之一，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亦是如此——比美国要低得多。
为何如此？人类学家或将其归咎于不同文化对于个人主义、幸福与自我表达的不同概念；经济学家或将其归责于不同的商业动机：在私营企业通过销售抗抑郁药品盈利的国家，譬如美国，自测或被诊断为“紧张”、“焦虑”或“抑郁”的人愈多，商机也愈多。
如果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这两位现居伦敦的流行病学家不出谬误，便还有一种解释：收入不平等。他们于2009年出版的畅销书《精神层次》(The Spirit Level)主张，英美等国的高度收入不平等与其更差的生理健康、更为频发的暴力事件、以及生产力更低的经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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