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次去中国内地旅游时，我担心自己可能被偷器官的妓女绑架。这不能怪我。我那温文尔雅的香港教父菲利普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他告诫我不要去深圳，并特别警告了三件事：
首先要当心扒手。其次，不要购买假冒商品，这可能会使我从中国内地返回香港的旅程节外生枝。第三，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不能找在街上拉客的妓女。因为你不仅有染病和被抢劫的危险，她们还可能偷走你的器官”。
最初驱使我踏上中国之旅的力量是对未来的着迷。作出国留学决定的时候，我问自己，是去欧洲研究过去，还是去中国考察未来？这不难抉择。
我是去香港大学交流学习的两名哥伦比亚大学交换生之一，也是我在香港的朋友圈中唯一一个持有中国内地多次往返签证的人。我想去深圳看看中国的“一夜城”——这个国家在过去20到30年里实现爆炸性增长和变化的纪念碑。不顾教父的警告，我乘火车去了罗湖站，完成了我的第一次通关。
一走出海关大门，巨大的嘈杂声就扑面而来。小贩们涌向刚出海关大门的游客，向他们兜售各种商品，从水果到西装，再到国际航运物流咨询。我看到了用英文写的标志牌，尝试着用英文问路，但不像在香港，没人会说英语。我试着给预定的青旅打电话，但是我的手机在中国内地不能使用。最糟糕的是，菲利普的警告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几乎要认定，人山人海中的每一个人都像是伪装的妓女，在密谋窃取我的内脏器官。
我平安无事地找到了那个坐落于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街区的漂亮青旅。那天晚上，我和一些同龄的中国大学生一起吃了晚餐，虽然语言交流不顺畅，但非常愉快。我的第一次中国内地之行平静地结束了。我于第二天回到香港，器官完好无损。
学生时代的这些深圳之旅，是我决定在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的原因。我觉得，美国和全球的媒体、以及造访过中国的人们向我描述的中国，与我亲身经历的中国有天壤之别。我对西方人眼中那些博人眼球的新闻故事不感兴趣。我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中国人如何看待世界。
这成了我遇到过的最复杂、最令人兴奋的文化难题：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为什么许多外国媒体把他们的形象描述得那么负面？我怎样才能突破那道文化之墙呢？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我收拾行囊，买了一张去中国的单程机票。我不认识任何人。我也没有提前找好工作。我只有一个旅行箱和苏州一家旅舍的地址。
在我第一次来深圳的8年后，我完成了《年轻的中国：不安分的一代将如何改变中国和世界？ 》(Young China: How the Restless Generation Will Change Their Country and the World)这本书的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