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自由派、左派、新儒家等谱系的中国学者发起了“牛津共识”，旨在弥合中国的左右分歧。前不久，组织者又召集不同立场的学者探讨“牛津共识”的意义。对于左右割裂愈加严重的中国而言，这些活动无疑意义重大。至于共识本身，几位与会者也说到，一是未必有意义。譬如你说秦晖到底是右还是左？周濂到底是左还是右？这些都是说不太清楚的事情。二是未必可能或有必要达成什么共识。譬如说你到底是喜欢《甜蜜蜜》，还是喜欢贝多芬？这个是你自己的事情，既没有必要也不一定可能达成什么“共识”。可能我们唯一能有的共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共识”，或者说不要用所谓的“共识”来绑架我们的自由选择。
国家的政策左的也好、右的也好，都可以试试。什么持枪权、堕胎权、同性婚姻这些比较新潮的玩意儿，还有传统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怎么权衡，以及秦晖先生讲的“福利多一点还是自由多一点”，这些统统都可以尝试，无所谓对错。即便尝试了几十年，左右也未必能达成什么共识。这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你的这个政策是怎么制定出来的？通过什么样的立法机制？立法机构怎么选出来？它行使的权力受到什么约束？人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才是关键问题。
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法律，甚至也不是一个宪法问题，而是涉及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国家建构的基础。我们要对这些基本问题达成某种共识，而且这种共识是左右都有可能达成的。事实上，只有共识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把共识转化成自己愿意遵守的契约。这就是社会契约。这个问题我就先不展开论证了。
中华文明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契约。如果没有社会契约，那样只有两种可能状态。一种是一盘散沙，处于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另一种是要建立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没有社会契约支撑，那么最后肯定会“定于一尊”。实际上，这只是另一种丛林状态，洛克甚至认为比丛林状态更糟，因为现在依然是弱肉强食，只是变成了权力通吃而已。本质上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这样。不同的思想流派或利益团体不会彼此自由辩论并达成某个基本契约，在此基础上建构并约束国家，而是恰好反过来，都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一种正统，用它来统治国家，然后利用国家力量把其他的都压下去。秦朝的儒家被坑了，汉代的儒家就要搞“独尊”。我是很推崇儒家传统的，我认为古代的“礼”就是一部宪法（胡适也是这么定位的），问题是这个礼不是建立在我们大家商量出来的契约基础上，而是由经天纬地的“圣人”或“圣王”制定出来，通过国家强制实施，人民只能服从。这样的基本法当然很容易成为阶级或性别压迫的工具，以至今天许多女性和弱势群体依然不认同儒家传统，今天的“新儒家”要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