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粱思敦博士带着谦逊的微笑出现在上海W酒店会议室的时候，我感到全世界最有权力的威士忌酿酒师应该都到达上海外滩了。
上海，中国洋酒的“首都”
中国人从不知道什么叫做单一麦芽威士忌，发展到成群结队去苏格兰郁郁葱葱的乡间酒厂购买一桶一桶的威士忌原酒，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而这十年的时间，山崎12年单一麦芽威士忌的售价也从两百多元涨到将近两千元人民币。而在从来没有什么特别像样的酒吧的中国三四线城市，一夜之间冒出了若干间装修风格以及藏酒与深圳北京不相伯仲的威士忌酒吧。
上海依旧是全中国葡萄酒和威士忌的“首都”，各种连苏格兰威士忌爱好者也不多见的顶级藏品出现在几家前法租界安静街道上的威士忌酒吧。日本东京最著名的调酒大师偶然也会在某个周末出现在这些酒吧，做一次人满为患的客座表演，而门口排队的鸡尾酒爱好者与机场等待迎接粉嫩男性偶像的女性粉丝无异，他们兴奋地交头接耳，等待一会儿来自朋友圈的刷屏。所有的威士忌酒吧都是人满为患，所有的吧台上都会出现一至两瓶日本威士忌，调酒师在努力地凿着冰球，饮者们年轻的面庞布满了微醺的红晕。
所有这些景象在十年前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因为在那一年，北京柏悦酒店举行了一次著名的威士忌拍卖会，适逢中国建国六十周年，一瓶与共和国同龄的单一麦芽出现在拍卖会的预展上，这是在轻井泽还没有出现400万港币的拍卖价格的前夜，一切都显得那么迟钝。一瓶六十年的威士忌最后并没有达到拍卖会的预期价格，连最后的公关稿件都没有发给邀请来的媒体记者，拍卖会就这样结束了。因为当时爱喝苏格兰单一麦芽威士忌的艺术家们还无法接受一瓶超过20万元以上的珍品，尽管他们早期的作品也在这一年达到了他们自己都无法接受的天价。这样的市场热情所带来的后果在未来的几年满满地展现出来，艺术家、年轻的藏家或者少年老成的富二代都开始觉得把玩一杯琥珀色的威士忌更有生命的厚度。再后来的某个秋天的深夜，整个京城的资深威士忌爱好者都在互相传递一个求购的信息，一位著名男演员的生日即将来临，他的好朋友要送他一瓶和他同年的威士忌作为生日礼物。著名男演员出生于六十年代初期，这样一个求购信息在京沪两地无缝连接的微信朋友圈里传了一个晚上，最后在他过生日的晚上同年的威士忌终于如期而至，一切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