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顺风车争议中的“社交原罪”？

今年五月郑州空姐李明珠被顺风车司机杀害，滴滴信誓旦旦地宣布要整改，并且关闭了深夜至凌晨时段的接单系统，还描绘出一键报警、视频报警等在途安全报障的蓝图。8月24日，温州赵姓女孩遭到顺风车司机杀害，多数人这才幡然警醒：原来这些承诺全是未兑付的空头支票。

比较三个月内滴滴卷入的两次舆论风波，可以明显看出温州女孩的被害激起了更加强烈的质疑。原因很简单，滴滴在这起悲剧的发展过程中，更突出地展现了其安全制度的溃败。

李明珠被害之后，公众讨论都是技术性的东西，就是如何在封闭空间构建安全的小技巧。而围绕温州顺风车司机杀人，技术性的讨论反倒不多见，“永久关闭顺风车系统”的新主张开始出现，当然这个主张也受到驳斥，顺风车的存废问题进入公共视野。

顺风车的社交“原罪

主张废除顺风车，温州女孩被害案当然是由头。在这个由头之外，主张废除顺风车的人，看见了滴滴的无能与无动于衷。2015年深圳女教师遇害，滴滴才开放司机车牌；李明珠遇害，滴滴才关闭乘客个性化标签；滴滴的每一次“改进”都是生命安全换来的。

每一次命案只能换取微小的变化，效率之低、代价之大，一般人会归咎为大公司的冗繁流程与低效率。但这种理解或许太浅，并没能看到滴滴对顺风车的产品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