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为台大校内的傅钟，为了纪念台大第四任校长傅斯年而设。）
台湾大学校长遴选案，在历经四个月当选人管中闵的独董、抄袭与兼职的争议后，随着台湾新任教育部长吴茂昆驳回遴选结果，新的政治风暴隐然成形。争议最终还是会回到法律攻防来解决，但在本质上，管中闵案是不同学术派阀围绕着大学自治的攻防，意图重新定义台湾教育部与大学的关系。
检视战后台大自治的历程，正好代表“大学是什么”的三种观点。
大学作为党国官僚组织
威权时期的台湾大学，执政者在政治高压中留下成为言论的缝隙，作为政治主张的观察站，例如国会全面改选、两岸交流等，都是在台大辩论后成为执政测试的风向球。当时的台大毋宁更接近韦伯(Max Weber)笔下的官僚组织，由校长、教务长、院长、系主任与各行政人员组成的层级组织，制定了各种法令、细则、规章与制度，有明确的指令与沟通管道，各人据之行事，并且由各种档案与标准来记录与确认法令与政策的遵守。
威权体制下，台大校长必须兼任国民党北区知识青年党部主委，校长由党国指派，每个学院内均有国民党团体，对学生运动多所压制，因此，台大在法律上是国家官僚组织的一部分，校内也同时存在国民党的官僚组织。1986年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之后，在台湾提倡“教授治校”掀起旋风，当时正值解严后台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教授治校”很快成为反抗威权、争取大学自主的精神口号，大学的官僚体系开始松动。
大学作为学术社群
具自由派倾向的师生们采取学术社群观点来对抗官僚体系的说法，以下这个例子相当传神的说明了这个观点：艾森豪威尔 (Dwight D. Eisenhower)在二战后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演讲时说道：“各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员工⋯⋯”，一位教授立即起身说：“校长先生，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这种观点认为教授并非校长或学校的员工，而是大学的主体，官僚组织中的权力来自自上而下的正式命令，但是大学更重要的是来自知识与专业的非正式权力，大学校长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决策者，校长更像是地位崇高的学术象征，真正的决策来自具有专业知识的教授们，依据民主的方式以共识决定。专业团体以自治为组织原则，反对国家官僚的干预。例如台湾的系所教授，大多同时制定学术与课程的规范，又兼管理系上的行政人员，这种学术与行政不加分化，统一置于教授手中管理，正是学术社群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