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Facebook数据泄露丑闻引爆了舆论。这里不妨先复盘一下整个事件：早在2013年，剑桥大学一名研究人员（同时也“秘密”地是俄罗斯彼得堡大学副教授）亚历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在Facebook上开发了一款性格测试应用——“this is your digital life”，并通过随机发放2到5美元红包的方式大力推广。当时，安装这款应用的用户约27万，由于用户均授权该应用获取社交关系以及好友信息，科根间接获得了额外近5000万人的数据。随后，他经由其创立的“环球科学研究”（Global Science Research）公司，将上述数据分享给一家名为“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政治咨询公司。该公司由美国总统顾问、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创立，旨在从海量信息出发，有针对性地向听众投放宣传材料，从而改变听众行为。2015年，Facebook得知这一消息，屏蔽了“this is your digital life”应用，并敦促科根和剑桥分析公司删除所有用户信息。虽然后者对此并无异议，可相关数据的删除与否，Facebook却并未跟踪调查与追究。而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这些数据被用于新闻或观点的精确投放，以帮助特朗普团队。不过，关于剑桥分析公司对特朗普的获胜究竟贡献多大，目前尚存大量争议。大多数政治学家均对这种定向广告的有效性表示出强烈的怀疑，认为所谓用户个性分析与投票之间或者不充分或者不相关，剑桥分析公司只是夸大其词而已。但无论如何，正如扎克伯格在3月22日的书面申明中所坦承的，Facebook在用户数据保护方面犯了错误。
本来，美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无需我们操心。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一事件恰如隔空为我们敲响了一次警钟。而在中国阿里巴巴的市值借机超越Facebook的当口，不妨做些未雨绸缪的假想：若Facebook信息泄露事件发生在中国，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呢？
科根和剑桥分析公司的“恶”
作为始作俑者，科根第一大“恶”是违反我国《民法总则》第111条和《网络安全法》第41条，未经5000万用户的同意，非法收集个人信息。当然，科根并不会坐以待毙，他还可以从如下方面提出抗辩。
首先，科根可以主张他从事的是学术研究，因此无需获得用户同意。我国《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第5.4条列出了用户同意的若干例外，其中一种情形是“学术研究机构出于公共利益开展统计或学术研究所必要，且其对外提供学术研究或描述的结果时，对结果中所包含的个人信息进行去标识化处理”。事实上，2013年，科根大规模收集数据的行为就曾触发了Facebook的内部预警机制，而当Facebook得到其“用于学术目的”的回复后，就不再过问了。但问题是科根压根不是在做学术研究。调查发现，科根一开始就获得了剑桥分析公司的资助，更重要的是，他向后者提供的全部是指向特定个人的信息，而非匿名信息。因此，从事研究的抗辩纯属狡辩。
其次，科根可以主张他已获得了Facebook的同意。因为 “this is your digital life”应用并非无中生有，而在合法嫁接在Facebook的平台上。作为“开放图谱”（Open Graph）计划的一部分，Facebook允许第三方在遵守《开放平台政策》的条件下，使用“开放应用编程接口”（Open API），并调取Facebook用户的数据。在2014年Facebook更新其平台架构之前，Open API不但允许开发者访问登录其应用的用户信息，还能访问用户好友的生日、城市、兴趣、工作经历、宗教信仰等各种信息。然而，不论Facebook的授权得当与否，所谓授权在事实上也因科根超越权限而无效，因为《开放平台政策》第3.10条明确规定：“不得将从我方接收的任何数据（包括匿名、汇总或派生数据）转让给任何广告网络、数据代理或其他涉及广告或创收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