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中国公益的重建与转型”系列之六
12月13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携程虐童事件”中的亲子园工作人员郑某、吴某、周某某、唐某、沈某某以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批准逮捕，与上月初数以亿计的公众刷屏相比，这条消息几乎没人关注。
琢磨一下这些年恶性社会公共事件的发展路径：首先有人先为一件事感到愤怒，上网爆料；然后社会公众以情绪性谩骂，施以共鸣；高潮是媒体和自媒体以笔为刀，展开道德性批判；最后是政府出手“抓人”，民愤平息后落幕。
所有人都知道，恶性社会公共事件是人制造出来的，但问题不在人，而在于法律和制度缺少防范机制。但手握权力的人深知，用“抓人”这种“短平快”的方式处理问题，能更简单、更直接、更迅速地消解事件给个体带来的危机和焦虑，能快速地稳定领导和群众的情绪。
由此上溯到一百多年前，从康梁时代到辛亥革命，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到现在，在重大公共事件上，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社会，都喜欢用简单直粗暴的手法解决问题，鲜有人对问题进行系统性思考，更谈不上带来有效的制度性变革。覆巢之下无完卵，处于政府和民间社会公众之间的第三领域——公益组织也同样深陷在简单直接粗暴之中。
上周有人在《慈善组织花了那么多钱，为什么孩子还被虐待？》一文下面留言：“从政策倡导、系统高度解决问题确实有用，但目前实际形势决定了能影响政策的大多数途径都并不对公众开放。如果不对着弱势方去做事，很多资方又不愿意买单。那难道大多数公益组织都应该关门大吉？”这个留言包含是毁灭还是生存的纠结，公益组织不注重公共环境改善，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公益组织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躺在穷人身上过日子，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公益是一件专业而严肃的事情，如果公益组织选择从弱势一方下手，第一个该羞愧的当然是公益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公益组织的生存纠结是一百多年来，政府权力在第三领域大幅扩张的结果。特别是最近几年，政府通过大量社会服务购买，对集团捐赠人的政策性影响，对公益组织架构的政治性干预，都是在不断增加政府在国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第三领域的控制力。这样的情形之下，丧失独立性的公益组织，既不完全属于政府，也不完全属于民间社会，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时，往往容易陷于政府的工具化和私人社会的随意性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