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按照华盛顿的闷热标准，8月初的这一天也称得上酷热。在景致优美、备受首都的游说者、律师和媒体名流青睐的乔治城(Georgetown)区，许多居民已经去气候更凉爽的地方避暑，街道上很安静。
我在Bistrot Lepic，这家幽静的餐厅和葡萄酒酒吧与乔治城的古董店和画框店为邻。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两名穿戴整洁的银发绅士坐在靠窗的阳光下，热烈地讨论着特朗普政府的新戏码：安东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的上位和迅速撤职。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麾下这名脏话不离口的短命的白宫通讯主任，与我将要见的人在名声上的反差太大了。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是典型的老派全球领袖。他温文尔雅、轻言细语，举止低调，体型清瘦的他在走向我们的桌子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目。
在近50年的职业生涯里，费希尔可能称得上是现代经济政策教父之一。在上世纪70年代，身为学者的费希尔帮助设定了央行业务的方向。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末，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费希尔在应对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时发挥了主导作用。在2007-2009年，作为以色列央行行长，他带领以色列度过全球金融危机。
费希尔穿着素净，一身央行银行家的标准黑西装，他落座的时候取笑了一下我的着装，说他以前从来没见过我打领带。现在费希尔是美联储(Fed)中仅次于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的二号人物。但因为特朗普正准备在美联储安插自己的管理层并改变美联储监督金融体系的方式，这位经济学家很可能在一年后离开美国央行。
美国曾在金融危机后主导全世界加强金融监管的努力，然而现在美国政治人士正试图逆转这方面的努力——费希尔直言不讳地形容其“极端危险和极端短视”。他担心，美国作为IMF等全球组织担保人的角色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过去美国在我眼里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是一根顶梁柱，而不是波动来源，”费希尔说，“现在的事态真的在改变局面。”
作为美国的高层政策制定者，费希尔的这一论断令人吃惊，但费希尔以前见证过类似的剧情。上世纪40年代出生于前英国保护国北罗得西亚的费希尔，是在大英帝国的暮光中长大的。他提出，美国正丧失其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就如以前的英国一样。
费希尔选择Bistrot Lepic这家餐厅，是因为身为乔治城居民的他与妻子是这家店的常客；这位谦逊的73岁老人指出，这是他们夫妇俩所知的少数几个他们去了会拉低平均年龄的场所之一。这家餐厅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在这里了，其菜单也一直坚守法式菜品——比如香蒜黄油蜗牛和烤鹅肝——偶尔有一些现代风格的改良。我试着劝费希尔喝一杯葡萄酒。他谢绝了，带着一股冷幽默说，他不需要“人造兴奋剂”来吐露心声。他还借此机会解释说，美联储规则意味着英国《金融时报》不能为他买单。费希尔决定跳过头盘，看着我喝汤——他正确预测了我会点西班牙凉菜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