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一位名叫莎伦•阿特金斯(Sharon Atkins)的前台在憧憬未来时希望，将来像她一样人的会减少。“未来我们一定得造出能做这些工作的机器，”她对社会历史学家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说，“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她感觉自己被响个不停的电话给绑架了。在接听电话的短暂间隙，她会写一些内容不着边际的长信，抒发她内心的压抑。不过，这些信件从未寄出过。她的工作都是些重复性琐事，她感觉自己已变成了“一台小小的机器”。“让人来做这样的工作真的很不公平。”
为了撰写《工作》 (Working)一书，特克尔采访了很多持类似想法的人。这是一本美国普通工人访谈录，1974年出版。“我被囚禁在笼子里，”一位银行柜员说。“我就是一台机器，”一位电焊工说。一位钢铁工人称自己是一头骡子，“你在这儿卖苦力，而你知道，机器就能干这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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