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那一年，我读初二。早春时节，乍暖还寒，有一天我们忽然被通知到操场集合，老校长摆出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全校师生集体为邓小平同志的逝世开追悼会。那是一个悲伤的时刻，老校长尤其提到了一点：香港就要回归了，小平同志却不能亲眼见证。小平同志那么关心香港？香港回归又于中国有何特别含义呢？那年的七一，从电视画面中看到五星红旗在香港大地升起，英国米字旗降落，竟瞬间热泪盈眶。一升一降之间，恍如隔世，中华民族似乎站立得更加坚实了。
但那时我对香港并不了解，也从未踏足香港，朦胧中感觉那是一个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样性质的社会怎么与社会主义祖国和谐相处呢？在后来的学习中，我才知道，是小平同志创造性提出了“一国两制”并付诸于基本法加以实施，成功解决了香港和平回归及回归后治理的制度框架问题。
我不曾想过，自己最终的学术历程与研究对象竟然和香港密切相关，结下难解之缘。
初识香港，感受两制
2014年3月15日，我以香港大学Leslie Wright Fellow的身份第一次来港，研究课题即为香港政改。此时的我已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就职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业是宪法学。对香港的访学，来自于香港大学陈弘毅教授的邀请，因学术上的交往与求教，他建议我来港实地观察和研究。为了靠近学校租房从事研究，我感受到了香港的高房租和过分狭窄的居住空间，这是第一印象。除了港大研究津贴，我还得靠写稿赚收入养活自己。当然，这些问题尚能克服。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每个香港人都能努力就活得好的。
政改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坎，是基本法未完成的课题。具体而言，它是指基本法第45条和68条之特首普选与立法会普选究竟应当怎样实现。回归以来，围绕这一问题发生了多次政治博弈，其宪制性成果是2004年关于“五部曲”的人大解释及2007年关于2017特首普选的决定。“循序渐进”是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订出的政改程序原则，但香港反对派心里没底，一天没有实现双普选，就一天不踏实。事实上，以我宪法学者的眼光，有基本法保障，即便香港未实现普选，其权利保护仍属上乘，民主程度亦相对较高。可是，香港人只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要追求一种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