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

中国语境下的“人大校友”

邓聿文:“人大校友”的共同体意识并不稳定,因为社会总体环境不利于它成为一个明确的以中产阶级自居的社会组织。

最近,“伍继红事件”再次让“人大校友”出现在中国的舆论场。

伍继红是一个六个孩子的母亲,有着不幸的婚姻,患有精神疾病,家徒四壁。如果只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虽然让人心生同情,但很可能引不起太大关注,因为在中国,类似这种处境的人不少。然而,她还有另一身份——曾经就读于人民大学,是这所名校的毕业生。此种戏剧性的冲突一下子吊起了媒体的胃口。正是伍的出现,使“人大校友”上场了。

但这不是“人大校友”第一次现身中国舆论场。上次的出场,是在一年前的“雷洋事件”,“雷洋事件”之所以能够从一起普通的“嫖娼致死”案成为2016年的轰动性事件,“人大校友”的声援“功不可没”。在“人大校友”关于雷洋之死的声明中,雷洋的死被描述成警方“一次以普通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对象、随机狩猎的恶行!”从而将雷洋之死与中产阶级成功地建立起了联系,引发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共鸣。

如果说,“人大校友”第一次出场,更多是以中产阶级代言人的形象出现,通过强调对真相和公义的追求,赢得社会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支持,那么,其第二次出场,则是以关怀和帮扶“滑落的师姐”形象而赢得了校友群体的更多认同。一位人大校友在其微博中就写道,“当我一无所有,至少还有人大校友”。这两次出场,使得“人大校友”在中国的诸多校友群体中,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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