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习惯了，我做说明员做久了，我得站起来讲。” 这是作家沈从文的开场白，时为1981年，他应邀在故乡湖南省博物馆演讲。他紧接着说，自己是个不及格的说明员，“我的目标也就是做个及格的说明员，”“这次来主要是向各位学习，”……事实上，他这次可算是衣锦还乡，他携夫人，在两个亲密助手的陪同下，从广州校对传世名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路过长沙，被家乡当作贵宾迎接，台下坐的都是前来聆听著名文学家、历史文物学家教诲的虔诚观众。
在赞美者眼里，此为大师的谦卑；若自批评者的角度看，则不免为沈从文感到难过，因为他已经被新中国修理得如此不堪，几乎丧失了知识分子的风骨。但这恰是三十多年革命运动的结果，个性，棱角，自尊，都是消灭的对象。一个文化人需时时夹紧尾巴，否则便有惩罚自天而降。一个人的言语、行动，无时无刻不处于革命群众的监控之下。不低眉顺眼混同于沉寂者的行列，一个有思想的人随时会被扑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从文真的是一个人生的成功者——他自如地学会了卑微，不让大家产生排异反应。
1987年7月，沈从文与来访的瑞典作家汉森有一段奇妙的对话：
对方问：“《边城》是您最成功的作品吗？”
回答：“是比较喜欢的习作。是一种试探，用各种不同写法。可以算是代表作。”又说，“不成熟的，所以叫习作。”
对方问：“那是不是认为不成功的？”
回答：“不是。”
既叫习作，又说是代表作，这很难让人明白其中的逻辑。倘若照黄永玉先生的解码——“把否定当肯定”，就恍然大悟了。沈从文是通过自贬——弱，赢得人们的怜悯，但你若真以为他弱，却不免上当了，他骨子里非常自信而强悍。“习作”是示人以弱，“代表作”才是强悍。当你把“习作”视为谦语，你就对了。
晚年黄永玉揭示了表叔沈从文的两个特点：一是喜欢示人以弱；二是很会超脱。既是个性，也未尝不是其生存策略。
我理解，所谓“很会超脱”，指的恐怕是很容易从现实情境里脱身而出，留一具枯壳游戏人间。聪慧过人的他懂得生存原则：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低头便是以弱示人；骨子里倔强依旧，在服从的外表下，完成自己的生命目标。
新中国建立后，沈从文在家里被视为落后分子，妻子张兆和受组织信任，肩负教书育人重任，两个儿子积极要求进步，长子在思想上同他划清了界限，次子也不理解他的怪样。他成了革命大潮中的孤家寡人，即是这样，也不能置身事外，新中国是不允许他掉队的，他必须过革命关。1950年初，他被送进临近颐和园的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当局开办这所大学的目的，意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令其尽快融入到新社会中去。因而所谓学习，便是强制性地灌输一整套革命理论，逼迫一个人不断反省，直到过关，被组织接纳。据沈从文后来的同事史树青回忆：“几千人听艾思奇作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艾思奇是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理论干将，所写《大众哲学》一书被中共作为洗脑教科书，他力主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