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张兆和在晚年读了丈夫遗留的家书及检讨书后，感慨道，“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除了名满天下的《边城》《湘行散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外，沈从文最重要的思想和情感记录，也许就在“沈从文人文三书”里：一本是文革十年家书精选《大小生活都在念中》，一本是收录有检讨书菁华的《生命的光影形线：人生感想录》（还包括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随笔、时论），一本是谈艺谈文物论文化的《古人为何要留胡子》。家书、检讨这些劫后余生的文字，真实表现了大师在鼎革之后的精神活动，世故而天真，让人感受鬼魅横行岁月里一颗不甘沉沦的心灵的悸动：痛彻心扉的反省，异常艰难的生存，于绝望中奋力活下去的勇气，……读了，才知道我们原本并不了解沈先生。
当改天换地的1949年快步走向中国时，知识分子沈从文精神崩溃以至于试图自杀。在当时，没有几个人明白这件事的真正含义，中共文化教育接收大将叶圣陶在同年3月20日的日记里不无悲悯地写道：“从文近来精神失常，意颇怜之。”八天后，沈从文试图自杀，他顶上门，用锋利的刀片割破了自己的手腕和脖颈。沈从文的长子沈龙珠晚年回忆道，他们一家人当时非常不解：“我们认为没有人要他怎么样，很容易转变的事情，为什么转变不过来？”沈从文好友林徽因质问：“为什么你会要死？……谁不是在极端疲乏中挣扎？……看时代就会忘了个人……你想的却是‘你’，为什么不来用笔写写‘人’，写写一个新的人的生长，和人民时代的史诗？……你有权利可以在这个时候死去？”
人们在几十年后才明白沈从文发疯的象征意义。那是不甘死亡的心灵的哀号，是自此消逝的旧时代的颤音，是对自由、人性、尊严格外敏感的人的死去。可以与此比拟的是，苏联革命成功后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的大放悲声。严霜摧折，灵魂凋谢，能否迈过这道被红色革命征服的心理之坎，对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是莫大的考验。有洞察力的人逃离了赤土，更多的人轻松跨过了，沈从文却几乎被这道考题难死。沈从文在绝笔书里哀叹：“《边城》里的塔倒了，翠翠的哭声和杜鹃的哀鸣在耳边回旋。”
多少年后，人们似乎觉得沈从文这个转变非常值得，因为他写出了可以传之后世的杰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0年，他的小姨子张充和欣喜地说：“有人说他不写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的文章，那才可惜！”2014年，评论家张新颖睿智地总结道：“我们站在后来者的位置上，我们看到沈从文从崩溃中艰难地恢复了过来，我们一点一点明白他后半生成就了另一种安身立命的事业,，我们想起那仿佛不经意的一笔转折，恍然，重重地惊叹：那个倒了的塔，又重新矗立起来了——这，才是最终的预言。”我以为，他们夸赞的是另一个沈从文，作为知识分子的沈从文已经死在那一年。沈从文的所谓成就，是无奈之中可怜的收获：一只自由创造的雄鹰死了，变作笼子里的工匠，作囚禁中的歌唱——以之判定沈从文转变的价值，不免偏离了对生命尊严的考量，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自由知识分子沈从文的精神死亡，比作为小说家和文物研究家的沈从文的死更令人叹惋——那是无法衡量无从补偿的损失，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死亡悲剧，才是对那个法西斯时代最有力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