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转型”系列评论之十八）
以不断提升的综合实力为基础，新一届中国政府在外交工作中戮力进取，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果，中国朝着综合性世界大国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中国立志走和平崛起之路，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历史实践，非常需要频繁反省、总结，以便调整应对，从而尽量少走弯路、少付代价，特别是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纵观过去几年，中国外交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全球治理、周边外交、大国关系等几大方面。但是，在对外事务中有了一个崭新的体验：解决一个老问题后又会遇到一个甚至更多的新问题，以至于出现一种现象：在实力与全球影响提升的同时，面对的压力与挑战也越来越多，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项也凸显成为需要应对的风险与挑战。
中国面对的内部挑战要大于外部。来自外部的政治经济挑战，这已经在2014年12月30日发表的本系列开篇文章《“一带一路”折射的中国外交风险》中进行论述。本文主要分析与外交战略或大外交（diplomacy）相关的内部隐忧与风险（以下简称风险）。总体而言，中国面临的外交风险可分为主观风险与客观风险。主观风险最重要者当属决策风险，其分布于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三个阶段。客观风险甚重，这里循常见分类，从政治、安全与军事、经济、文化四个方面扼要论述。
外交决策均基于不完全信息，因此，决策风险不可能被完全排除，但可有效减少，这需要落实在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三个阶段。
决策前风险。相关信息的收集与筛选是外交决策的基础。全面的信息收集很难做到，但可以在一些原则的指导下使得收集到的信息尽可能全面：正反、好坏、上下、内外、左右、即期与远期。在外交决策前，以公开或不公开的方式，广开言路、收集或听取不同类别机构与专业人员的意见与建议，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外交决策前，这已成惯例。问题在于这些意见与建议的质量。信息的收集与分析一般由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完成，一般而言，他们能收集到的只是某些方面的信息，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决策筛选机构汇总不同机构报送的信息与政策建议后，有望得到相对全面的信息，并判断哪些方面尚缺有力信息，从而设法补全。因此，如果缺乏的是关键信息，决策需谨慎，或者决策选项中备有相应的最坏预案。这在当下具有特别意义。
中国目前这方面的不足有：在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环节，独立研究不足、命题作文偏多、信息衰减常见，表现为：渐升的民族主义氛围与若有若无的帝国情结正在影响研究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一些研究人员不敢和/或无力就某些重要外交议题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收集海外信息的手段与能力不足，收集信息以临时调研为主、缺乏长期的研究与扎实的调研，政策建议囿于部门利益，这些在委托课题与应急课题中表现比较明显；并不少见的是，即使收集到某方面的重要信息，因为担心与现行政策不符合或不对领导人的口味而不敢体现在研究报告与政策建议中，或者即使体现了也容易被某个中间环节“过滤掉”而难以到达决策层案头。
在外交决策建议的综合与筛选环节，主要问题是，缺乏一个权威且专业的机构，对数量众多但零碎、不全面的政策建议进行综合，并确定出数量有限、特点鲜明、效果互补的决策建议，供最高领导人选择使用。包括深改组、国安委、外事领导小组在内的现有相关机构，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这方面的内容，笔者已在2015年3月9日发表的本系列文章《“一带一路”倒逼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改革》中进行了专题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