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教授1957年生于镇江。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艺术史家、艺术批评家、艺术家。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汉画研究所所长。《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主编。目前担任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World Congress of Art History）学术秘书长。
由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将于9月16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世界艺术史大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络机构国际艺术史学会（Comité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de l'Art，简称CIHA）与每届大会的主办国联合组织。该会议是国际文化艺术界的重要会议，每四年召开一次，自1873年以来已经举办了33届。这是中国首次主办。
吴可佳：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有怎样的转变呢？
朱青生：中国当代艺术有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是中国当代艺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是西方来的。86年以来我们就已经逐步在改变这一点。其实现代艺术对于西方来说也是新的。西方艺术在卢浮宫，卢浮宫哪里有现代艺术啊。卢浮宫的梵高都被他们自己给排斥掉了。可见在西方和在任何一个传统的社会中，一个新东西出现的时候都与传统不是一回事。
第二个就是新的艺术它的性质和传统艺术不一样。传统艺术是做的人和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叫好。大家的标准一致，看谁做得好就行。而且更多的诉诸于感官的享受：好看、愉悦、愉快，是诉求的目标。而现代艺术，它主要诉求的目标是怎么开拓人的创造性和阻断人的习性。就是你过去的习惯要把它阻断，你过去的成见要把它打破。所以它经常不好看。不好看很多人就不太开心，会觉得你把他过去喜欢的东西都弄坏了。其实他不是真的弄坏了，是一个精神上的变化，并不是实际地把一个作品破坏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大家习惯于人的精神上有一个趋向于自由和独立的专门的行当，叫做现代艺术，或者叫做当代艺术，这还需要公民美育的新的阶段。这在发达国家，是一个常识。你在一个发达国家的幼儿园里，你看到老师带着小孩做行为艺术，你在一个小学，会发现美术课都在做装置，这个就成为一种公民的素质教育。
2005年我在法国索邦大学做客座教授，有一个特殊的工作证可以随意到博物馆。我到了蓬皮杜艺术中心，发现很多好的专家推一个小车子，有点像飞机上的餐车，里面摆了很多东西，有很多小孩子，就把车子打开，让他们学会怎么划画布，拿这个东西就在展厅里一边看，一边试验着。它把一代新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式、表达方式在最前沿的地方展开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就可以培养出一个原创性的民族，就不会担心再有山寨版，不会担心还有抄袭。因为他会觉得他不需要了，他只有做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前所未有的东西，他才会觉得自己非常愉快、非常开心。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为了商业的原因他有很多的阴谋和猫腻，那属于次要的问题。我们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希望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能够引领世界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