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6月，被“改革牛”、“国家牛”豪言裹挟的股民，沉浸在4000点只是牛市起点的无限憧憬中，把所有的历史教训和金融常识抛在了脑后。股灾总是在猝不及防的时候突然到来。2015年6月15日股灾模式开启，指望靠“国家牛”脱贫的股民再次成为被割的韭菜：6月15日到7月8日，17个交易日上证综指下跌32%。
放眼古今中外，股灾并不稀奇。投资者固有的动物精神驱动着一次次的股价/楼市泡沫，随之而来的就是股灾。如果导致2015年股灾的只是“动物精神”，那就没有什么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因为没有人能改变或消灭动物精神。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2015年股灾鲜明的独特之处值得我们认真反思：1）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对股价泡沫起到了显著的推波助澜作用；2）证监会作为监管者的迷失：越位与缺位；3）股灾之后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力救市”。虽然股灾爆发已经一年，但我们并未看到足够的反思，遑论改进。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如果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朱镕基在96年就认识到了政府背书的危险性，“大概有近40%的城市人口与股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股市要是出问题不得了。暴涨就暴跌。我们不能不讲话了，于是发表了《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是证监会同志起草的，讲了三个道理：股市现在是非理性的；是有涨必有落，落的时候，政府不会托市，也托不起这个市；股市风险自负，政府管不了”。大音稀声，这样的“中国好声音”具有穿越时光隧道的历史意义。
很显然，这样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2015年牛市中被遗忘了。《人民日报》文章提出“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新华社则七论股市以论证牛市的合理性。在股灾发生前三天即6月12日证监会主席肖钢还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认为“改革牛理论成立”。可以说，官方媒体和官方人士的“背书”，彻底瓦解了投资者的风险意识，没有经验的新股民以每周百万的数量跑步入市，A股账户达8993万。这一“背书”现象在中国股市26年的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官方为牛市背书，或许是期望牛市创造出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助力中国经济转型。
牛市或许可以助力经济转型，但“人造牛市”是极其危险的，因为：1、官方背书不可能创造“慢牛”（这应该是官方最希望的），而是必然成为“疯牛”；2、股民会把亏钱怪罪于官方。 90年代曾任证监会常务副主席的李剑阁警告，“怎么能说政府就希望牛市呢？国家牛市呢？只要脑子里有这个概念的存在，就很危险。所谓“国家牛”是不可持续的”。制造出了一个“国家牛市”的概念，这是在设置陷阱。如不及时加以澄清，后果是十分危险的”。果不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