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在江苏和湖北省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了部分公民以“教育公平、反对减招”为名的示威抗议。事件起因于中国教育部和发改委发布的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其中，作为本科优质高校最集中的北京市，支援中西部的计划只有5000个，这显然刺激了将调出3.8万个招生计划的江苏省。于是，一直风平浪静的“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被推到前台，遭受公众质疑。
一个视频显示，在政府沟通会上，情绪激动的家长恳请官员替考生想想。网上流传着江苏省官员在省政府门口的喊话视频，虽然诚意满满，但把公安系统官员推在前面，并不能让现场安静。另外，不属于此次事件的一个特勤人员暴打市民的视频流传，也刺激着一些公众。
中国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容忍度向来较高，像“服从大局”、“支援中西部”这样的、连在法国这种注重用政治团结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很难行得通的举措，在中国都是常识，百姓也理解。但为何家长仍忍无可忍、走上街头？除了前段时间江苏舆情受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影响外，多年郁积的“本省人考本省名校难、北京上海人考北大清华复旦”简单这样的社会潜意识，高考来临前家长本已非常焦虑的心理，在突然发布的支援计划这个导火索的刺激下，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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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融合了复杂的国家主义、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始于元朝、发展于明清的行省制，一直是维护大一统的工具，也是中央政府调节辽阔疆域内资源分配不均的政治工具。帝国时代的科举制度下，在行省制强化后，各省也因为教育水平不均和名额不等出现过冲突。明朝的南北榜案是当代认识最多的公案。
民国时期中国采用了美国大学的招生模式，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是1950年代之后的事，而“高考分省自主命题”，即以省为单位的高考制度，从2004年开始大规模推行。此次被质疑的支援中西部计划，是2008年开始实施。
把高考制度以及其附属政策放在上述三个、尤其是前两个主义的背景中理解，会显得言之有理。西部长期为东部贡献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现在发达了，东部支援西部无可厚非；在教育资源有限、分配不均的时代，这是个减缓矛盾爆发，帮助政府解决教育问题的相对合理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