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回忆八十年代”系列之五）
入校三十年聚会时，周到的组织者为每人发了一个纪念册，上面有“复旦大学学生成绩表”。时隔多年，端详自己学过的大学课程，可谓百感交集。
学分总计为154分，而属于意识形态灌输的课目竟有23分之多，它们分别是“形势与任务教育”“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国际共运史”。其中“形势与任务教育”贯穿大学四年，独占8分。
所谓“形势与任务教育”，说穿了就是思想控制，将当局对各种历史及现实问题的态度告知大学生们，并要求服从其指令，不得有他想。担任教学的是政治指导员（等同于政工干部），掌握学生思想动态，时时为其“敲警钟”。在上这门“庄严”的课程时，我经常有被侮辱的感觉，深感自己是被圈养的学奴。苏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诺夫曾经以成为俄国古代的“自由思想者”为荣，反对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在中国，一个思想活跃、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探索激情的年轻人，却被迫保持“思想正确”，在蛮横给定的边界里面假装思考，这是何其滑稽和悲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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