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政治语境的新词创造堪称深圳速度，人们对“新常态”尚未娴熟，供给侧改革就又盛装而来。这一于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新词”，尚未来得及精心雕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方案尚待字闺中，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就表示已显积极效应，虽有鼓舞士气之嫌，但确实将问题想的过于简单，不免奢谈，不免为各类分歧提供土壤。
改革的理想如沐春风，现实的骨感却犹如春寒。在经济持续拾阶而下，债务正触临界，汇率持续承压，投资边际收益率下行等债务紧缩的现有语境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白了就是谁去杠杆、谁是接盘侠的问题，而这犹如鸡蛋上跳舞，面临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类金融机构、国企、私企、贸易部门、非贸易部门，及家庭部门间的复杂多变、欲壑难平的多方博弈，踩破哪个都颇令人细思极恐。
政企弈局
政府与企业的博弈，既是权力边界问题，又是利益冲突问题。要寻求双方的合作聚焦解，已非易事。一是资源配置主导权的博弈。在政府财力丰盈、经济上升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具有较高的合作聚焦解空间；但在政府高负债，尤其是地方政府负债，使财政收支面临“十个锅八个盖”背景下，资源配置主导权就成为了应对债务紧缩的救心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不免与权力存在利益冲突。另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利益冲突式博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一就是为供给端减负增效，放活让利，这就牵涉到减税清费和规范税前抵扣等问题，若真正落实减税清费等政策，将降低政府偿本付息的收入流，加剧债务紧缩风险。因此，在财力丰盈时，减税清费都步履维艰，如今就更可叹蜀道难了。
回顾2013年债券风暴以后的宽松货币放水满溢，却始终难以改变资金的“避实就虚”。去年的股灾，如今的一线城市房市疯涨，以及信用债利率的持续走低，都显示债券风暴后货币宽松异化成了金融加杠杆。以最近数据为例，1月新增贷款2.54万亿元人民币和社会融资总额3.42万亿元，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借新换旧、举内债换外债等居功甚伟，2月远逊预期的信贷数据，映射政府和国企债务紧缩压力暂缓，而一直以来非公部门很难从正规金融系统分羹，此时此景下，非公部门就更难得到支持了，去年下半年对网贷、P2P、众筹等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虽有行业自身问题，但也与新兴金融分羹政府和国企应对债务紧缩的救心丸不无关系。
央地弈局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一个是现有债务如何分配和分担的博弈问题，一个是财政收入如何分配的博弈问题。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和双方的财税结构，不是联邦制结构，但也非严格的中央集权模式，因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是经过同级人大选举产生。不过，中国的《预算法》、《立法法》等都没将地方政府看作为独立的司法实体，就财税制度方面，除了几个税种为人大立法外，中国的主要税种，如增值税等都是基于国务院相关管理条例计征，分税制也非出自立法而是行政法规，这使得现有的地方政府债务，一直被市场看作是中央或有债务，近年来中央代发地方债模式，更强化了市场的这一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