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成员国达成协议满月之后，11月5日新西兰、美国等相继发布TPP协定全文，这一共有30章2000多页的协议，再次在国内激发起新一轮庖丁解牛式条分缕析。
不论是对协议全文进行适应式解读，还是对冲式规避，抑或批判性借鉴，火药味已有所寡淡，曾经在国内流溢的冷兵器式思维没能蒙蔽决策层的理性思辨，这在当前中国正加快推进的国企改革中得到了印证。对于TPP协议全文，除数字经济的条款、投资人与地主国投资争端（ISDS)等内容吸引眼球外，对国企设定的新要求和豁免条款设定等也同样受到重点关注，因为TPP的这些规定被看作是为中国加入TPP的障碍。
塑造竞争中性
从TPP文本看，有关国企的条款并非一味排斥，其核心实际是为市场竞争中性诉求提供制度性框架。怀抱善意地解读，若国企条款的聚焦解是基于市场竞争中性，而不牵涉到对特定经济体的歧视，这样的制度安排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不仅不冲突，而且是当前中国国企改革的重要承诺航向之一，国企问题不应是中国寻求加入TPP不可逾越的障碍。
确实，中国国企作为市场经济中重要的所有制主体，以其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角色之重，在政企关系方面之复杂，其市场待遇、经营发展等问题将影响政府履行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成效，影响市场竞争中性。TPP对国企的立场并非消灭国企，而是通过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场域，理顺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避免国企在市场竞争中享有特权而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而当前推动政企分离、政资分离，对国企进行公共职能与商业职能定位的分类等，实际与TPP对国企的认定态度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事实上，自1980年代中国启动国企改革以来，都旨在通过推动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等方式，探索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的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