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转型系列评论之十）
本月初中日韩三国政府首脑会晤机制在停摆三年后终于恢复，这对改善三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有裨益，对于东北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也是个利好。但这不意味着三国关系将从此蒸蒸日上，主要原因在于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很可能，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中日关系将摆动于“经温政冷”与“经温政温”之间，而难以达到“经热政温”的程度，更不可能达到“经热政热”的境界。“磕磕碰碰地相处”将成两国关系的新常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对外影响力都大大提升，有必要调整自身定位与外交方略。新一届中国政府因而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般认为，这一倡议已经成为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并将塑造未来八年左右的中国对外大战略。这表明，中国的地缘政治定位已经不再是“东亚国家”，而是“亚洲中心国家”与“亚欧大陆东端大国”。中国势必要奉行全方位的周边外交，以便塑造周边安全环境、提升自己在区域政治中的作用、推动自身与周边的经济发展、增加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构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
原先居于“重中之重”地位的美国，依然在中国外交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相对重要性已经下降，就提升空间而言，显然小于周边国家。中国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并非寄望大幅度提升与美国的政治关系或者成为美国的盟国，而是充分意识到“非和平崛起不可行或者风险太大”的前提下，希望美国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不使绊子，至少是少使绊子。美国固然曾多次表态欢迎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却也念念不忘要保持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这凸显美国的“欢迎”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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