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转型”系列评论之八)
常在海外行走的中国学者们应该都有这个体会：中国的崛起真可谓全球瞩目，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国际会议不能没有中国人参会。而“一带一路”战略一旦获得成功，无疑将让中国在方方面面跃上新台阶。但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巨型国家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内外两方面都将面临众多挑战，其中有些挑战也可以说是陷阱。这里展示几年来的一些思考。
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若干总结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的总体稳定，这取决于几个因素：经济绩效带来的政权合法性，或叫GDP-based legitimacy，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在维持社会稳定上进行了巨大而强力的投入，问题是，维稳投入增长的速度与强度是有限度的，维稳经费已经高于军费了，再提升的空间有限；官方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摄纳，政治上允许入党、给予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资格、参加政府领导人的出国访问团等，经济上允许乃至支持其商业活动（吉利收购沃尔沃是典型例子）；文化上给予一些权力与好处，这一点在知识圈中比较明显，一些知识精英获得机会从政或者给政府出谋划策,而且经济上可以有丰厚的收入；一般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存在的怕乱心理，觉得好不容易过上几天稳定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咱就不要折腾了，老百姓主要关心的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值得注意的两个社会现象
当下的中国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第一，普遍的不满意。无论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无论是激进派、稳健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高级干部、中层领导、基层干部，无论是富裕的阶层、不那么富裕的阶层乃至比较贫困的阶层，似乎都对社会现状与自己的境况不满意，尤其是并不少见的仇富心态和仇官心态。
第二，普遍的不安全感。大小官员、大中小企业家、学者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工、农民，基于不同的原因，都有某种不安全感：有的是因为财产，有的是因为官位，有的是因为思想表达，有的是因为医疗保障，有的是因为自己产业的发展前景，有的是因为在大城市的定居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孩子在大城市的教育权利，有的是因为自己的责任田、责任山，如此等等。
官员把财产与妻儿转移到国外、富人们把相当部分财产转移到国外、一些企业家把公司注册地点放在境外，一些农民对自己的责任田、责任山（树林、草地、果园）进行掠夺式经营，这些都是不安全感的体现，一般人对此也比较熟悉。比较少被注意到的是，在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一些中产阶级的境遇。他们在这些大城市打拼十来年，有了孩子与房子，与老家的环境已经格格不入，除了户口，已经是城里人。突然有一天发现，他的孩子因为户口问题进不了好的小学与初中。特别是，孩子不能在本地上高中，因为必须回老家参加高考。他们的选择是：或者放下现有的工作全家回去呆几年，或者夫妻分居几年其中一方回去看孩子，或者让孩子自己回家单独上学，或者孩子凑合着上个城里的高中然后投考职业学院，如此等等。可对他们来说，无论哪种选择都代价巨大，他们内心的纠结，所产生的不满意、不安全感、乃至愤怒，是可以想象的。这些人绝对数量也许不大，但具有象征意义。这提醒政府：户口问题对于2.74亿农民工来说，已经成为他们痛苦的主要来源，其重要性可能超过了自留地与宅基地。他们是中国真正城市化的试金石，社会稳定的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