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特鲁德•斯泰因是一位富家女子。她曾经在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指导下学习心理学，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过论文。后来，她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在医学院的前两年，她研究的是胎儿的大脑。斯泰因小姐聪明勤奋，她学会了切除脑皮层、在福尔马林溶液里保存组织细胞。学习之余，她喜欢拳击和抽雪茄。老师和同学们都称赞她是一个出色的科学家。
然而，斯泰因小姐慢慢地对临床医学失去了兴趣。她不再学习有机化学，也不去背解剖课的笔记，而是熬夜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斯泰因小姐走火入魔了。她的医学笔记写得晦涩古怪、不知所云。一位教授看了她的笔记之后说：“不是我疯了，就是斯泰因小姐疯了。”
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出现了一批像斯泰因小姐一样的疯狂的现代艺术家。美国诗人惠特曼在《草叶集》里尝试写一种无韵的诗歌。他的诗越写越叛经离道。在《草叶集》第二版中，惠特曼坚持收入类似《我就是那个渴望性爱的人》（ I Am He that Aches with Love）、《处女膜啊！有处女膜的人啊！》（O Heymen! O Hymenee!）等让正人君子们痛心蹙首的“下流作品”。
1910年，塞尚的画作第一次公开展出。当时的报纸评价说，塞尚先生的作品“除了可以为病理学学生和研究变态课题的专家提供素材之外，别无他用”。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刻意地惹恼他的听众。当他的《春之祭》第一次公演的时候，观众一片哗然，保守的听众和新潮的听众当场厮斗。还没有演完，剧场的人就都走光了。
1903年，斯泰因小姐到了巴黎。她在巴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一群新锐的艺术家团结在她的身边：马蒂斯、布拉克、格里斯，还有神秘多变的毕加索。毕加索曾经给斯泰因小姐画过一幅肖像。看过的人都说画得根本不像。毕加索说：“将来会像的”。那个时代的先锋艺术家们有一种令人惊讶的傲慢和自负，他们知道，自己和时代的主旋律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