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重新审视中美关系”专题系列。
中国对外政策逐步改变“韬光养晦”风格而进入“奋发有为”阶段，这大概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明确为接班人后就开始了，到习成为最高领导人后，这一倾向越发明显且日渐加速。如今，中国经济上居世界第二，并且有人预言十数年内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经济虽然减速，且在短期尚面临多种不确定因素，但仍比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快）。在巨大军费支撑和日趋改善的军事思想指导下，中国军力之变强变大趋势也可以预计。如今，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令人瞩目，而在亚太更是美国在同一平台上的唯一“玩家”（player），此区域其他国家只能或者旁观，或者起到辅助作用。不管中国是否口头上承认，只要中国保持稳定发展，它成为世界超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最大的外部因素始终是美国，最优先要处理也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有千千万万的层面，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大致可以简化为两个要素，即经济合作的要素与地缘政治角色的要素。对这两个要素的轻重权衡，贯穿于两国领导人决策如何开展双边关系的始终。此外，美国还希望（也许还真心相信 ）在中美交往的过程中，中国接受美式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方式影响，最终成为一个西式民主自由体制。
回顾过去，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最高的战略层面确定了与美国和解合作的大方针，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则以“改革开放”打开中国大门，以渐进但坚定不移的态势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展开大规模的经济交流和合作。毋庸讳言，双方合作的基础之一是邓小平确立的“韬光养晦”政策。这一政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宏观上，中国以此表明自己不会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而是希望在此秩序现有的规则体系内谋求自身的发展，并积极融入现有秩序下的国际体系；微观上，中国不因领土争端和其他矛盾挑起和扩大冲突，遇到冲突时力求息事宁人，即所谓凡事“搁置争议”。
从美国的角度，中国的这一选择可谓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最佳结果。冷战期间，虽然贫弱但体量不失庞大的中国是美国对抗苏联的最佳伙伴，而后来的“改革开放”更是锦上添花，让美国不仅有了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合作者，更多了一个巨大而快速增长的市场。1989年后冷战告结束，中国作为美国地缘政治上的“敌人”的角色有所浮现，“中国威胁论”也从此时起在美国政治与学术界渐获市场，但中国经济也恰从此时以超高速发展，给美国商界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且展现出不可限量的前景。中国对西方跨国公司的接纳并给与其优惠待遇，也在美国商界形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亲中”利益团体。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虽然时不时有美国政客试图拿中美关系兴风作浪，但这个团体卖力运作，使美国国会从未能通过撤销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决议案，也驱动美国国会最终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