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 东京 晴
讲话时，佐藤先生喜欢挥舞手臂。这似乎是那一整代人的特征，他们在六十年代进入东京大学，身经激烈的思想辩论与学潮。即使，他们日后投身学术、商业、艺术，但那股曾经行动过、热血贲张过的印迹，却不会消退。
况且，他还曾师从丸山真男。我猜，丸山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东京大学的作用，多少与殷海光在同期台大的作用颇有类似，他们都不仅是知识上的传播者，更是人格、思维方式上的导师。
在佐藤最初选取王韬、郑观应、何启、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为研究对象时，他们正因被归入“改良派”，而受到学界的普遍冷落。战后日本的学界，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学观所左右。
他在日本学界难以找到系统与参照，但在美国学者中得到共鸣，尤其是哈佛大学的本杰明•施瓦茨。后者以严复的翻译为主题的《寻求富强》一书，给予了这些中国思想者崭新的解释——他们不是在简单地翻译、复制西方，反而通过独特的视角发现了西方人自己不了解的西方。
我对佐藤先生的某种特别的亲切感，或许正是从我们对施瓦茨的共同欣赏，施瓦茨的研究中流露出深刻地对中国的同情之理解。因为近代中国的屈辱命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常被忽略，被认定不过是西方思想的模仿者。亲切感也来自我们也都曾是柏克莱大学的中国中心的访问学者，他是1980年的，我则是2013年。我羡慕他，前往柏克莱时，仍能见到施瓦茨、巍斐德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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